在唐代佛教史上，只有义净三藏是可以与玄奘媲美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是长期留学印度的大佛学家、历经数十国的大旅行家和主持译场的大翻译家。若有不同，那就是玄奘侧重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而义净侧重于律学的研究；玄奘是横渡流沙，循陆路而往返；义净则是乘风破浪，遵海路而去来。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历城)人。
他生于贞观九年(635年)。八岁(642年)时双亲把他送到泰山朗公谷的神通寺，托付给善遇和慧智两位和尚。
神通寺是著名高僧竺僧朗卜居之地，南燕主慕容德钦尚其名，为之造寺。这里峰岫高险，水石壮阔。
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对义净十分关怀，“若慈母之育赤子”，倾注心血。
当时，律学三大派，各说各的理，彼此矛盾。慧智则教义净独立思考，“枯木死灰之言，何足凿其心眼”，“不知过去因，不说未来果”，启发他西行求法，探寻究竟。他使义净明白了“莫纵心百氏而虚弃一生”的求真求实、不死读经论的道理。
咸亨三年(672年)，久已立志西行求法的义净终于有了西行的机会。岗州(广东省新会)有一冯姓官吏愿资助他西行求法。
当义净到了广州，准备登上波斯船出海时，当初结伴的十人叫，有九人打了退堂鼓。处一法师说老母多病，不便远行；弘伟律师说他要去江宁安养；玄达等人也各有理由。只有义净不改初衷，奋然书怀曰：“上将可凌师，匹士志难移!”
咸亨三年十一月某日，义净携惟一门人善行，毅然登舟，乘长风而驾洪波，忘身求法而行。
义净乘波斯船第一站到达“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他在此学习“声明”达半年之久。此国素与中国友好，王者对义净也很友善，馈赠物品之外，还把他送到“末罗瑜”(今古碑一带)。而此时门人善行患病，搭商船回中国，只剩义净孤身一人。
义净经羯荼、裸人国等地，于673年末终于到达东印度的南界——“忱摩立底”(今他姆鲁克，在恒河支流胡格利河沿岸)。他在这里遇到了越南僧人大乘灯禅师，并跟他学习梵语。
年后，他们随同一个商队北上，拟往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但是半路上义净患了病，日渐加重，每走五里，竟需“百息”，渐渐掉了队。天傍黑时，碰上了手持刀弓的强盗，先脱去他的上衣，又脱上他的下衣，连裤腰带也夺去，才放他走。他听说当地人常常将捉到的皮肤白的人杀掉祭天，就跳人泥坑中，遍涂形体，用树叶遮蔽下身，扶杖徐行，至夜间二更，才赶上同伴。
义净终于走到了那烂陀寺(今比哈尔邦巴拉贡附近)，并留在这里学习，长达十年之久。
那烂陀寺历史悠久，五至十二世纪间一直是印度佛教的学术中心，十二世纪末遭入侵的穆斯林毁坏。义净在那里时，此寺分为八院，僧众3500人，寺院的经济来源，由201所寺庄供应。
义净很仔细地考察印度寺院生活，比较中印两国的差别，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
印度寺院，以年龄最大的僧人为“上座”，尊造寺之人为“寺主”，另有“护寺”一职，处理寺务。而在中国，这三纲是由官府任命的。
印度寺院，护寺在议事时，召集全体僧众，由护寺巡行，在每人面前征求意见。若有一人不同意，就不能决断。如果护寺等头目一个人称豪独断，则大家把他叫做“俱椤底”(家主、奴隶主)，会遭到众人反对。中国寺院则往往由头目说了算，挟强压服僧众。
印度人要出家，只需向老师陈述愿望，如无杀人、伤害父母等罪恶，老师即可收为弟子。而在中国，这叫“私度”，是违法的；需报请官方批准才可，叫做“官度”。
此外，义净对印度的社会制度、医药、服饰、饮食乃至记时用的“水漏”等等，都认真观察、记录。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中，留下了第一手资料。
他长年漂泊海外，思乡之情日渐浓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游，
愁。
赤县远，
丹丝抽。
鹫岭寒风驰，
龙河激水流。
既喜朝闻日复日，
不觉愁年秋更秋。
已毕祗山本愿诚难遇，
终望持经振锡望神州。”
归期到了。他乘舟返航，在室利佛逝作一段停留后，于水吕元年(689年)七月廿日回到广州。然而，他在室利佛逝留有大量经卷。在广州求取墨纸及助手后，十一月一日他重返室利佛逝，在那里译经、著述多年，然后才返回祖国。
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五月某日，“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在神都洛阳的上东门外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游学印度二十四年的义净三藏归国。洛阳各大寺院都派僧人前来欢迎，浩浩荡荡把义净送到佛授记寺。七十二岁的女皇帝武则天亲自在上东门外迎接义净，以示隆重。
义净先后在东南亚、南亚三十余国游历，带回梵文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又带回金刚座佛像一铺，佛舍利三百粒。
义净出国前(672年以前)，中国律学界正处于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境地。南方重视《十诵律》，北方虽宏《四分律》，但也有研究《僧祗律》的。道宣的南山宗，法砺的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宗，各阐其说，“神州持律，诸部互牵”。义净认识到了这些分歧，所以在印度游学时，他特别重视律部典籍的 求和研究。例如他看到有的印度僧人投恒河自杀、上伽耶山跳崖，有的自饿至死，有的上树投身，他就清教最有权威的世尊，对此种种舍身行为发表见解。世尊认为这些行为都属于“外道”，“深乖律典”，是不可取的。
义净认为，正宗的律典是依据“根本说一切有部”而作的律藏，不应该将其它部的律法糅人其中。有部律藏虽然大体上相似于《十诵律》，但又不同于《十诵律》。有部律藏又可区分为法护、化地、迦摄卑三部分，只在乌苌国、龟兹国、于阗国有人实行。即使在印席本土，有部律也未能实行。
义净回国后，广译有部律藏，共十八部二百零六卷。在长安四年(704年)以前，已译出《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二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羯磨》十卷等等。
为了实践有部律，义净于长安四年(704年)四月七日在少林寺重结戒坛。
这一天，义净来到少林寺，与少林寺寺主义奖、上座智宝、都维那大举、法济等人在少林寺重结戒坛，标相永定，命名为“小戒”。他们还延请国都洛阳各位大德高僧共举其事。出席的有护律师、 禅师(元洼)、思禅师、向禅师、晖律师、恪律师、威律师等一百多人，法事活动持续了三十天。
可惜的是，这戒坛今已无迹可寻。
关于唐代戒坛的形制，倒是日本僧人圆仁在《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了公元840年的二处。一处是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的开元寺戒坛。这是用青砖铺成的方形二层戒坛。底层25尺见方；上层15尺见方。每层高2尺5寸。“坛色青碧，取琉璃色云云”。另一处是山西省五台山竹林寺贞元戒律院的“万圣戒坛”。这是由玉石制作的八角形戒坛，高3尺，底下填以香泥，坛上铺以丝毯，是比较高级的戒坛。
不过，义净三藏所极力提倡的有部律以及在少林寺所设的小戒，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四分律》行之已久，根深蒂固；加之有部律仅在西域若干小国中流行，就连印度本土也不流行，可知它的某些律条已不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了。
义净回国后，主要精力都用在译经事业上。他对培养年轻人也颇为关注。他特意编写了《梵唐千字文》、《悉昙章》等入门读物，以方便年轻人学习梵文。《梵唐千字文》一书在中国久佚，现在日本“东洋文库”中尚保存有日本僧人的抄本。
年轻人学习梵文。《梵唐千字文》一书在中国久佚，现在日本“东洋文库”中尚保存有日本僧人的抄本。
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八日，义净在长安荐福寺去世，终年七十九岁，法腊五十九。他的塔建在洛阳龙门山北侧。
义净西行求法之壮举，正如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言中所说：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或亡飧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