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上“第一”的标签后，他不得不又买了一张手机卡，专门用来接记者们的电话。

“每天都有很多媒体打电话给我，有两三家电视台和我联系要来采访我，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让他们来。他们要是来了，必须得将我的声音做处理，并保证不能采用我的图像，连轮廓都不行。”他很担心自己的隐私会被暴露，因为张先著的结局他已经通过网络了解得很清楚：官司虽然赢了，但找工作却处处碰壁，常常遭人辞退——对于作为个体的张先著来说，多年前的那场胜利，究竟是一场“名义上的胜利”还是场实质上的胜利，时至今日看起来仍是值得考究的问题。

“我不想过背井离乡的生活。如果我的信息一旦被透露出去了，我就只能走了。”但他也想过要“轰轰烈烈一把”。为此，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如果真的要有人去死才能解决问题，我想我真的会去死”，“但是，这些话并没有被记者写出来，他可能觉得太极端了吧，但绝望的人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转而，他又叹息道，“可是我又真的很怕死，我不想死。”

他甚至有些抱怨自己为何就成了“第一人”。“于方强告诉我，过两天四川攀枝花和我一模一样的一个案子也要立案了，也是考教师艾滋病毒感染被拒。”“唉，抓紧立案吧，到时候大家就不会都关注我了，我的压力也就小了一些。”

除了分担压力的期许，对于这个“后来者”，小吴还抱有更多希望，“乙肝不也是许多人前仆后继才得以翻身了嘛，他(攀枝花起诉者)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所以他担心，一旦法院宣判他败诉，将 “无疑在精神上宣判了我死刑，也是74万人的死刑。”在小吴看来，所有受歧视者都期待公平和正义，但一场不可知的宣判，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受不到太阳的光辉。

不过，“败诉即死刑”的结论或许为时过早。

2003年11月，一份由1611位乙肝病毒携带者签名的针对反乙肝歧视的建议书被寄往国家相关部门。在这份建议书的结尾，主要执笔者之一写道：我们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所有人一起平等地学习、工作、生活，希望这一天不再遥远。

这个马丁·路德·金式的结尾，在漫长7年后的2月10日，终于迎来一个光明的结局：国家三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五项”检查，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禁止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

作为在上述建议书上签字的学者之一，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章剑生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去撞墙，撞一下它不会倒，撞两下也不会倒，但你不停地敲打不停地重复，总有一天它会倒下去的。”

对于小吴和他身后的74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说，一场关乎生存和命运的“撞墙式”大考才刚刚开始。

新闻回顾：中国首例艾滋病携带者就业歧视案开庭

今年4月底，小吴顺利通过安庆市教育局组织的安庆市直学校教师招聘考试，后来体检时因为HIV呈阳性，遭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拒绝。13日上午，国内首例艾滋病毒携带者状告教育部门要求就业权利的案件开庭审理。

(本文来源：山东商报 作者：陈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