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勒泰地区是全国第一个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地区，制度推行伊始，当地干部的财产申报情况就被公开在阿勒泰廉政网上，受人监督。但质疑声也不绝于耳。

多数质疑者认为，阿勒泰地区的公示还不够彻底，对外公开的只有官员的工资收入、奖金补贴等情况，而官员的全部财产情况只对内由纪委掌握，并不对外公开。这样的做法被舆论称为“两本账”。

而另一个备受争议的是浙江慈溪的试点。这里规定，全市700余名现任副局(镇)以上领导干部，除了公布收入等内容外，干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拥有的私家车等大宗财产，以及官员亲属从业、子女就学等情况都要详细公布。实施的规则“看上去很美”，但是其也规定只在各单位公示3天。民众认为时间太短，难免流于形式。

这些试点的相继实践，并未给民众带来期许的结果，甚至有许多制度变为领导的“政绩工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有的试点推行公示制度，却没有得到当地领导的支持，结果财产公示的工作有些避重就轻、流于形式。

地方实践摆脱不了“小打小闹”的困境，诚如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所言，若缺少中央自上而下的立法支持，这些试点固然有好的愿景，但终将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重庆实验“具有突破性意义”

韩德云曾经连续4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执著于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在今年年初，韩德云参与了关于重庆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期起草工作。

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韩德云是建言者和推动者，“一些地方甚至搞不清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对于一些地区试点的缺陷和不足，韩德云不吐不快，但这次他却在重庆市即将推行的实验上看到了希望。

“此次重庆的试点有所不同，这将是国内第一个在省级政府推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韩德云说，“不同于其他地方基层政府的实验，重庆此次的制度有立法根据，经由立法决策机关通过合法的程序制定，立法层级越高，推行后就越不容易走形”。

在韩看来，倘若重庆制度推行开来的话，在制度的内容、程序和效果上，都将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韩德云对此十分期待。

但对于更详细的内容，韩德云表示由于制度并未正式公开，作为参与人之一，不易作明确的解读。

倘若制度推行，能否突破官员财产公示的固有阻力———来自于官员中的既得利益者，此问题依然待解。

实际上，众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做法，来应对上述阻力。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主推任前公示和建立退赃账户，任前公示可以保证多数的官员成为制度所约束的人群，官员只要工作调动，不管升职还是降职，就不可避免地要公示财产。这样，既给官员留了缓冲期，又为官员留足了面子，不至于抵触制度的推行。

而退赃账户的建立，从某种意义来看，对官员的豁免无可避免。这也是王全杰眼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手段，为了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推行，为了这项制度可以长远地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作出政治妥协，甚至还有司法妥协。

“要保证官员们上缴赃款后不再追究政治及刑事责任，否则制度将难以推行。”王全杰说。

制度建设后续的困境也摆在公众面前———如果豁免是不可避免的话，对官员的豁免要进行到多大的程度?追究与豁免间如何平衡?官员的财产又该如何界定?

对于面前的众多难题，韩德云依然认为重庆市的新举措将会一一化解，应该对其抱以期待。

(本文来源：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