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在此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原有城投公司和新建的投融资公司，试图打造出新形势下更大规模的新型投融资平台。有的省份甚至明确提出建立省市县三级政府投融资体系，以解决融资困境。

央行的调研结果显示，2009年5月末，全国共有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多家，总资产近9万亿元，负债已上升至5.26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60%，平均资产利润率不到1.3%，特别是县级平台几乎没有盈利。

尽管如此，对这一统计中得出的全国共有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多家的数字，更多的人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有相关市场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现在甚至有的乡镇都在建立投融资平台，具体数量或许根本无法统计。

6万亿之忧

——地方融资平台80%负债来自银行

除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激增的数量外，这些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以及这种投融资模式是否可持续，亦是争论的核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价格与税收研究室副主任张斌看来，地方负债问题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去虽然欠很多钱，但是收入增长得快，有还款能力，“但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地方的财政收入相对来说增速放缓，问题才被重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迫于地方投资缺口所设立的投融资平台大多面临单个实力有限、政府资源分散、融资渠道单一、后续资金有限、公司职能单一、缺乏持续经营模式等不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反映就是，银行贷款一直是这些投融资平台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测算，目前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已经高达6万亿，其中有80%都是通过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警戒水平”，据他粗略统计，2009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规模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全年的总财政收入，“这至少应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和边界”。

“国务院要特别提出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因为如果城投公司债务出了问题，不但可能让地方财政兜底，而且直接风险很可能被转嫁给银行。”长三角某市的城投公司高管这样告诉《中国经济 周刊》。

“目前，我们银行中的呆账坏账70%～80%都是由地方政府担保或地方政府背景公司无力偿还贷款所造成的，主要是在20世纪 90年代末那波政府基建投资热潮中形成的。”某中型股份制银行高层领导对记者表示。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合理评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资平台信用风险，加强贷款用途管理，防止变相使用银行贷款作为项目资本金”。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更是明确提出“全面评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加强贷款跟踪检查”等要求。

“从央行表态来看，肯定是有些地方把银行贷款当项目资本金用了，等于说‘空手套白狼’，把风险完全推给了银行。”一位接近监管层的消息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央行、银监会对地方投融资平台不规范的问题非常紧张，担心引发财政风险，转而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年末，财政部专门下发《关于坚决制止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行为的通知》，紧急叫停了地方财政为融资平台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这被解读为某些地方政府出现了将债务风险向社会转移的情况。

瑞信亚洲区首席分析师陶冬 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地方政府大部分项目采用的是城投模式，即注册一个公司放很少部分的钱进去，然后到银行贷款，这个模式的根本弱点在于，它是靠土地价格评估的，“2009年卖地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45%，中国如果要是利率出现了大幅的调整，房地产一定会出现变化，一旦地卖不动了，地方财政一定有问题，危机或将依次来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许多地方政府近几年将陆续进入偿债高峰期，而受土地出让金收益下滑和经济下行的影响，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缩减较大，部分不具备自偿性的建设项目还款来源难以保证，偿债风险扩大。

此外，央行的货币政策 何时真正紧缩尚不能确定，这也是悬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上的一把利剑。

进退失据的地方融资

——信贷收紧后何以为继?

那么，已经向这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发放了贷款的商业银行，又将如何应对当前形势?

陶冬 的观点是，“目前能够做的主要是三方面的事，第一是严控新的不合理的项目;第二个尽快把建设项目进度加快，从而尽快产生效益和现金流;第三，银行应该在这些地方政府项目上做好足够的拨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呆坏账。”

据了解，银监会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告知各银行在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必须把握住“三条红线”不动摇。这三条红线分别是：第一，严禁发放打捆贷款 ;第二，不得与地方政府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第三，对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要严格限制贷款，并立即协商风险防范具体措施。

然而，记者注意到银监会“三条红线”并未涉及“地方融资平台”抵押物或质押物变动问题，而这愈发成为衡量贷款风险大小的关键。

央行的调研结论还认为，政府投融资平台总体负债率较高，盈利能力较低，透明度较低，银行对平台及地方政府的整体债务水平难以准确评估，信贷资金监管难度较大，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中国经济周刊 》表示，这些政府背景贷款项目往往周期长、规模大、同质化而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性，直接影响其未来收益，项目偿债能力 大打折扣，风险具有隐蔽性。

一位银行业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银行在这样的资产表上继续放贷，可能会重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银行风险集聚暴露的覆辙。”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新一轮建设高峰期，地方投融资平台仍然需要在城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这些平台的贷款能力受到限制，地方投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