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那么中国农民可能会面临种子价格不断上涨的风险。”方立峰进一步分析：“如果种子价格上涨，不排除生产者会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未来，转基因大米的价格有可能更昂贵。”

对此，华中实验室直接回应：“以为我们使用了多项国外合法有效专利，是误解或猜测。”此次获批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他们表示，此次获批的“华恢1号”所用的育种材料，是我国已推广多年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其中，转入的抗虫基因是由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的，并已取得专利。“华恢1号”的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属于我国。”

对于被指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涉及12项国外专利，华中实验室明确表示，这12项国外专利中，只有4项在中国提出了专利申请，1项未获授权；在授权的3项中，1项已于2009年在中国过期失效，另外2项专利的权利内容，与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采用的技术、方法、材料完全不同。“其余各项均未在我国提出专利申请，不存在侵权问题，也就更不存在支付专利费的问题了。”

“对于专利的问题，相信农业部门很清楚怎样规避和使用。”薛达元表示，转基因产品往往涉及数十种专利，在科研工作中，有时会跟专利所有者签订协议，用于研究时不涉及专利问题，但商业化生产就会涉及，“具体情况都在协议里有约定”。

此时的中国，关于种子专利的争论，更像是一把双刃剑。相比于规模庞大的国际种业公司，国内种子企业的弱、小、散的局面并未改变。乐观者认为，可以借转基因水稻的机遇一搏；悲观者则认为，国内种业加强产学研结合、提高创新能力已经迫在眉睫，仓促上马，并不一定能“一击必胜”。

此前中国引进转基因大豆的经验，已成为一些学者担心的理由。农业部一位专家此前表示，国外出油率高、价格低廉的转基因大豆已经严重冲击了国产大豆，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现实，会有更多的农产品被国外转基因产品冲垮。

但这也成为国内加快、加大转基因产品商业化途径的理由之一。

转基因棉花：前车之鉴？

本次获批的两种转基因水稻，据称在位于湖北省的实验区受到了当地农民的欢迎，因为“能控制导致水稻减产的主要害虫”。

对农民而言，“转基因水稻在种植技术方面并没有特殊要求，种植时间、播种方法、田间管理、储藏加工等都与普通水稻一样。最大的不同是减少80%的化学农药用量，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购买化学农药的支出，而且大大减少了施用化学农药的人工投入，使整个生产成本降低，效益增加，同时保护了环境不受化学农药污染。”

华中实验室表示，我国水稻单产近20年来的年增产量从未超过1%，而转基因水稻可提高约8%的产量，“这只是实现‘绿色超级稻’构想的第一步”。所谓“绿色超级稻”，其构想的基本目标是：不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使水稻生产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农业部研讨会上表示：“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能增产的转基因作物。因为增产涉及的基因很复杂，我们现在还没搞清楚，还无法转移‘增产基因’，最终达到增产目的。”

另外的反驳者则认为，农药量减少80%是个“神话”，因为我国的水稻病虫害与其他作物相比较少，用常规的防治手段基本就可以防治，不一定非要用转基因的技术。

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十几年商业化种植历史的转基因棉花，近两年已成为一个负面例证。2009年，江苏的转基因棉花出现减产之忧，并出现次生虫害。记者了解到，这些棉花的抗虫基因主要针对棉铃虫，但可能很容易染上其他病虫害。这让危害次于棉铃虫的其他害虫反倒成了主要的灾害。棉农不得不加大农药使用量。“高峰时期，棉农可能3天打一次药。”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部分棉农表示不会再种转基因棉花了。”

郑风田在博客中援引“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话：“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中国转基因水稻发展进程示意图

目前：

已发放安全证书，允许两种品系在湖北省内试验种植——不得出省

未来2~3年：

进行品种审定，发放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

5年后：

商业化种植

华中农大实验室明确表态：“不搞转基因水稻如同不搞原子弹”

包括转基因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均未批准主粮的转基因种植。因此，中国此举被许多人称为“敢为天下先”。

十几亿人的口粮——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国家的谨慎不会亚于任何个人。如果暂时按捺住情绪，倒应该问问，中国在已经基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当下，为什么要选择发展转基因种植？

未来的粮食问题

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要吃掉97公斤大米，每年中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目前，国内粮食基本能自给自足，而且最近5年水稻产量稳步增长。

但面对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可能的人口增长以及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未来中国仍有可能面临粮食问题，而种植转基因水稻被视为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

中国对转基因产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但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到目前为止，只有抗虫棉和转基因木瓜被批准进行商品化生产。

尽管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潜在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但近年来用于转基因生物研发的人力和财力投入都在不断增加。2008年7月，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而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我国要投入200亿元支持该专项。十几年来，数以千计的科学家付出青春和心血。

但在业内专家的眼里，转基因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其他途径如发展生态农业，已被证明是环境友好的、可提高产量的。

华中实验室告诉记者，今年1月，由华中农业大学主持的863计划“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培育”重点项目已获立项，“相信会有更多高产、优质、高效的绿色超级水稻新品种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