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声音，要求政府把主导慈善变为辅导慈善，给民间社会以发展空间。这背后的理由不难理解，“如果政府要替代民间，将是种种坏事的发端，不仅会破坏慈善市场的资源原则，还会酿成政府和民间争利，甚至导致慈善为腐败的官员所利用”。
然而，民间社团难以壮大或许还来自于对“利维坦”式公权力的迷信，以及对草根组织的不信任。
腾讯公益基金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告诉记者，汶川地震后他所在的公司一度曾有大笔善款需花出去，当时也有一些草根NGO和他们联系，但最后他们仍选择把钱捐给官办的公募基金会，“草根NGO可能触角比较灵敏，服务也不错，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找谁去?”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长期看政府应该退出慈善一线，集中精力于慈善制度环境的培育。“切忌大包大揽和急功近利，更要防止将政府公共治理责任，诸如一些合理的教育医疗问题解决等，转嫁给社会慈善买单。”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