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体现出一个逐层递进的教证次第。如果把翻译阶段比拟为“闻”，把义学阶段比拟为“思”，把立宗阶段比拟为“修”，则很清晰地呈现出“从闻入思、从思入修”的次第。《俱舍论》中说：“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有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历史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研习教典与实际修证两者根本上是相辅相成、辗转增上的关系，不可割裂看待。诠释经典不是一项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与实际上的修学次第相整合。只有达到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间。我们思考当今佛教的时代走向，也可从此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是经论典籍的引进与学习。经典是佛法的载体，也是佛教的命脉。佛教在中国最为兴盛的时期，无一不是伴随着经典的大量引进和翻译事业的蓬勃开展。明清之后，经论典籍的大量散失与译经事业的中断也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佛教走向衰落。时至近代，日本的汉传经典，藏传佛教的藏文经典，南传佛教的巴利语经典的引进以及敦煌、碛砂、金藏、石经等藏经的出土，如同几股强大的暖流，推动原本奄奄一息的中国佛教重新开始复苏。由此可见，我们应高度重视翻译和引进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并加以融汇吸收。

　　第二是思维模式的应机与调整。佛教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同时伴随着经典诠释方式的重大转换。本土化诠释和三教融和都是佛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主动适应和调整，历史也证明了这种适应和调整的作用与意义：台、贤、禅、净这些适应本土思维模式的宗派经过漫长岁月仍顽强地延续至今，但由玄奘、义净、不空等大师带来的印度佛教思想以及宋代大量翻译的密教经典却逐渐隐没不闻。当今时代的思维模式与古时相比，又有不小的变化，古人的思维倾向于疏约与简明，而当今时代，人们更信服于严密的逻辑与精细的分析。因此诠释经典的方式也需要相应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当今时代的特点。近代唯识学、因明学的兴盛，便隐然昭示出思维模式上的一种革新趋势。

　　第三是三大语系的交流与整合。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义学研究的丰富成果使隋唐时期的祖师们具备了一种统揽佛教的广大视野，在深厚的义学积淀基础之上，才逐渐形成了八大宗派，宗派实际上是对以前各家学说的全面梳理和发展继承。如今，佛教呈现三大语系并存的格局，彼此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比古人更高的起点和更广阔的视野下来把握佛教的全貌，系统全面地整合三大语系的丰富成果，摸索出一套完整的适应当今时代的修学体系。

　　第四是其他文明的吸收与借鉴。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明，曾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为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自身也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见，在全球化时代，佛教也必将对世界文明的未来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身处当今多元文化和宗教并存的格局之中，佛教有必要将更多样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思想作为经典诠释的宝贵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与各大文明和各大宗教的和谐共存，只有这样才能让佛教的种子在其他文化环境之中生根发芽，让佛法的福荫遍及整个世界。

　　总之，我们必须要借鉴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走向，更加勤奋努力，投入到复兴佛教的伟大事业之中，让中国佛教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和希望。让我们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