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的遗物。因为，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出土的西汉中央政府颁发给龟兹羌族部落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和拜城县黑英山博孜克日格沟口发现的东汉永寿四年（实为延熹元年、公元158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领秦人（羌人）孟伯山等筑亭治关的摩崖石刻以及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敦煌僧人竺法护所译《阿惟越致遮经》梵本得自龟兹副使羌子侯等史实可知，早在两汉至西晋年间，龟兹境内便居住大批羌人，有的还担任官职，而在羌人中就流行“原始自然崇拜”与“男性祖先崇拜”。若是，表明克孜尔石窟可能在佛教传入之前即已成为龟兹一处宗教圣地，文脉悠久。可惜出土陶祖的地方已遭破坏，无从通过考古发掘揭开历史真相。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转引一位老专家的话。这位老专家就是前面提到的祁英涛先生。他在随沈竹副局长视察克孜尔石窟当天晚上召开的座谈会上，就克孜尔石窟保护问题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其中有几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不仅要保护好洞窟壁画，同时还要把整个克孜尔石窟窟区当作艺术品来看待，既要注意保护遗址范围内的遗迹遗物，也要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景观风貌，不要人工化，要自然化。虽然30多年过去，祁英涛先生也已作古，但我觉得他说的并不过时，我转引在这里，目的是与同仁共勉，再接再厉，为切实保护克孜尔石窟——祖国西北边陲这座佛教艺术宝库而继续努力！（文：姚士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