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校订应精良。当年任继愈先生在《<中华大藏经>编纂记》当中，曾指出：“我们校勘的目的，不在于勘误订正，而在于会同比较。因为我们长期整理中国古籍的经验表明，不同版本出现的文句异同，多半不涉及义理，古籍版本出现文字异同各有道理。”这一点对于佛教大部分经典也基本适用，但对律学著述而言，仅有会同比较还不够，更需要精良的校勘订正。这是由律学著述的专业性与特殊性所决定的。戒律是直接判定佛教徒行为是否正当的客观标准，其术语具有相对严格的使用规范和适用范围，往往一字之差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巨大分歧，产生截然不同的实践效果。这就好比国家法律，条文不得轻易改变，也不得任意诠释。戒律在这一点上跟经论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故有言“理可虚求，事难通会”（《续高僧传》）。缺乏校订的律典，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明代蕅益大师曾对《随机羯磨》发出慨叹：“宋元明藏本中，此书讹误最多，舛错脱落，满纸皆是，惟有掩卷兴叹，束置高阁。”近代弘一大师重新校订律典，方使律宗黯淡近千年之后又重现天日。所以说，律学典籍有必要尽量准确周详的校订。

同时，校订的质量有赖于校订者的律学素养。在古代，律师是一个相当专业的群体。往往那些精通经论的法师，对于戒律也有很多不懂之处。《续高僧传》中，慧休法师感慨道：“余听涉多矣！至于经论一遍入神，今游律部逾增逾暗。”目前佛教界与学术界在律学人才方面尚显薄弱，若能够通过编修《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机缘培养一批律学人才，将对佛教建设与佛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