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自从被景区围寺后，门票从30元涨到120元。宽池担心兴教寺塔借申遗商业化后，门票涨至上百，会将贫寒的信众拒之门外。

　　和绝大多数名刹不同，法门寺内基本没有商业设施，进门处的香台放着香烛，牌子上用繁体字写着：無人售香，錢投入櫃。

　　在宽池看来，目前法门寺的僧团还能保持寺僧合一，如若兴教寺被拆，“僧团连居住的地方都保不住了”。

　　在兴教寺僧团抗争声中，4月10日，曲江新区管委会通过微博发布声明，称在2011年的西洽会上，长安区政府与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签订了《兴教寺佛教旅游文化景区合作框架意向协议》，“在兴教寺周边进行环境提升保护工作，未涉及寺院保护建设内容”。

　　但声明还称，早在今年初，按政府要求，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不再参与兴教寺周边环境改造工作。长安区官方也称，自从2012年兴教寺塔纳入申遗计划后，商业开发计划就停止了。

　　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负责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教授在一份申明中表示，整个（申遗）过程不涉及任何房地产公司和开发项目，“已经将商业行为屏蔽在外。”

　　但有多份文件证实，在政府看来，商业开发与申遗并非如此不可调和。2011年，《西安建成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三年工作方案》中专门提到了“跨国丝路申遗引爆项目”，文中称将整合丝路申遗名录景区，大手笔策划丝路旅游活动；推出高端系列丝路旅游精品线路；开展媒体大炒作，激发西安旅游连环效应。

　　兴教寺僧人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今年3月7日相关部门来视察落实申遗工作时，人员中就包括“曲江文化集团”的相关人士。 视察人员当时拿出一张已经做好的兴教寺规划方案。当日，某官员曾口头提到将把兴教寺打造成“第二个法门小镇”。该官员曾在曲江新区管委会担任领导工作。

　　如僧众的表述属实，则证明直到今年3月份，有关部门并未放弃对兴教寺的商业开发计划。

　　三、退出申遗，护寺之路扔任道重远

　　4月11日，兴教寺提交了退出申遗报告，称该寺的整体院落格局是历代逐步形成的，申遗要求拆除的建筑是对寺、塔一体性和历史真实性的破坏；僧人将失去宗教活动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玄奘塔千百年来一直由僧众全体守护，如果僧团和寺塔分离，颠覆了中国乃至世界佛教佛、法、僧三宝一体的千年传统。

　　申遗的主要目的是不是商业开发？从现有世遗项目的现状看，兴教寺僧众的担忧不无道理。

　　2006年，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就谈到世遗工作中有“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以及建设性破坏和过度的开发等倾向。

　　登封的“天地之中”申遗政府花费了8亿，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达到8亿元。而同为丝路申遗的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官方称“整个未央宫遗址申遗需要资金125亿元。”

　　巨大的投入如何回收？世遗项目基本无一例外：商业化。

　　媒体曾报道，庐山申遗时，将索道取下以应付专家检查，拿到“金字招牌”后又重新搭建，继续赚钱。

　　仅2007年，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的就达6处，1998年，张家界因为超容量地开发，受到黄牌警告。今年1月，张家界再次被警告，而一同被警告的还有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

　　去年3月，长安区招商局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兴教寺旅游区项目总投资为2.3亿元，年营业收入为4500万元，初步测算年盈利可达3000万元，6年内全部收回投资。

　　4月15日，陕西省申遗办一位姓韩的女士告诉《南都周刊》，对于兴教寺退出申遗的要求，有关部门目前还没有具体意见。她表示，申遗的主体是政府，也是最终的决定者。

　　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认为，兴教寺塔是不是参加申遗，以及如何参加申遗，“不能由这批负责申遗的专家来决定，应该由僧众还有全国关心玄奘、唐朝文化、佛教文化人，以及其他专业专家一起来共同参与来决定。”

　　作为西安市政府顾问，吴建议兴教寺可以整体申遗， 塔、寺、僧，三位一体，方为遗产全貌。“那种只认空壳不认内涵的认识片面了。”

　　吴必虎认为，兴教寺事件反映了中国文物界对佛教活动的排他性价值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中存在大量没有僧人的佛教文物。仅以北京来说，就有智化寺、承恩寺等12处佛教寺庙没有僧人进驻。他认为有继承，才有活的文化。

　　但现实的情况是，备受争议中的兴教寺仍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月15日，在其山门外，一位信众摇着头对记者说，兴教寺以前还被寄予护国的功能：“现在，他们连护寺都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