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上，玄奘被描绘成半神的人物。每逢斋戒之日，寺庙里的僧人们，都要向他的画像鞠躬以示尊敬。

　　长安寺院建筑被“克隆”

　　长安佛教文化不仅仅将佛教教义传播到海外，其建筑艺术也随同被照搬出去。

　　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就曾说：隋唐时期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学问僧，不仅传入佛教教义，带回了珍贵的经典，对于佛寺的建筑和佛像的塑造，以至各种佛教艺术，也可能带回许多新的知识。

　　郁龙余说，日本留学僧在中国，特别是在国都长安接触到佛教教义，看到了壮丽的寺院建筑和艺术，一个个兴奋不已。他们回国后，为日本的佛教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从模仿长安寺院开始的。根据日本史学家研究，日本平京城当时是模仿长安的市制修建的，在迁都同时，陆续迁建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等大寺院，想必也是模仿长安来装潢京都的。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天平元年，即公元729年，迁建大安寺时，就是由当时刚回国的道慈设计的。据《大安寺缘起》所载，大安寺是仿效道慈留唐时所描绘的长安西明寺的规模建造的。

　　日本模仿中国佛寺是全面彻底的，这种模仿，以长安的著名大寺院为主要对象。这不仅记录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还有大量的寺院实体为证。

　　“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说的含义

　　长安佛教不仅仅是向上述国家传播，还传播到其他一些国家。

　　成都国学研究会会长弘学研究员称，唐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诃陵国，即爪哇僧辩弘来华，投长安青龙寺惠果门下。

　　虽然有古长安是“北方佛教中心”、“汉传佛教中心”、“中国佛教故乡”等多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隋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而长安乃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典翻译、佛教弘传、宗派创立、文化交流等五大中心。

　　“长安作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佛教的发展无疑是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一定要进入中心地区。长安是印度教传入中国后开花结果的地方，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向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乃至欧美各国传播的发源地。”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研究员说。

　　中国社科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认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和发展过程中，长安是重要中心之一，也是推动中印两国和亚洲各国佛教交流的中心。

　　山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王国棉说，公元7世纪后，由于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佛学的研究中心与佛教的传播中心转移到中国。长安佛教成为沟通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平台，既是佛教百家争鸣的道场，也是各国僧人的汇聚之地。  

　　郁龙余说，长安在佛教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号称“四大译经家”中的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三大家的译经事业，主要都在长安完成。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取经求法行动，大多以长安为起点或终点。在1000多年中国佛教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呈多中心状态，但最大的中心是长安。外国僧人来华请益、求法、朝拜，更是以长安为目的地。

　　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佛教从长安向外传播的足迹，也看到了“长安是佛教第二故乡”之说的依据。

　　海外佛学界不忘长安祖庭

　　至今还有一些日本、韩国佛教的祖庭在西安。海外佛学界人士不忘长安曾在佛教文化交流历史中的贡献。

　　1963年时鉴真逝世1200周年，日本各界倡议把1963年5月到1964年5月定为“鉴真年间”，开展各项纪念活动。1984年9月，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峰寺阿部野隆正一行224人，在西安青龙寺进行了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法会。

　　他们不仅经常到西安，而且经常邀请西安佛教界人士去访问。1985年，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仕唐官员阿倍仲麻吕纪念馆、佛教辨天宗等佛教团体邀请陕西佛教界访问日本，进行了佛教文化交流。1991年6月，印度华侨悟谦法师邀请陕西省佛协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印度，参加玄奘纪念堂开光法会。

　　这次研讨会引起海外重视，期间印度、尼泊尔、日本、韩国、美国等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僧人参加了有关活动。

　　图片说明：在“佛教第二故乡”召开的“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吸引来了许多海外人士。图为大慈恩寺大雄宝殿重建落成及佛像开光仪式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