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节中，与会学者展开热烈讨论。例如，对于现代佛教的定位，何建明教授其是指区别于明清及之前古代佛教（传统佛教）的一种新型佛教历史形态，是以太虚大师提出佛教革命三大主张为标志的建设现代人间净土的新佛教或人间佛教运动。源于辛亥革命以后佛教界、尤其是僧伽界的历史自觉，并由民国宪法确立了现代政教关系形式，可以从1912年作为开端。邓子美教授则认为，关于现代佛教的开端若以宪法为准，则要推到1908年清末宪法，他认为现代佛教开端不必过于精确，而是学界的一种默契和共识。又如有关百年佛教“复兴”的争辩，学者也进行交流，百年佛教到底有没有复兴？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复兴？复兴的具体体现有哪些？居士复兴佛教可以作为整体佛教的复兴吗？何建明教授认为，那种认为恢复唐代佛教才算复兴的认识是不正确而且不现实的，复兴只能是从衰落中恢复、振兴，复兴后的形态一定是适应时代的新的形态，体现为僧人、居士的主体性的觉醒。现代佛教复兴，中佛学院僧材培英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邓子美教授认为，佛教复兴分为意向性复兴和实际性复兴，在意向层面佛教界始终有复兴的愿望，但具体做的程度还有一定差距。何日生教授认为，所谓复兴，不必言形式，而其内容则具有多样性。并且，论坛围绕现代佛教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反思。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以后的论坛主题以及2017年《中国现代佛教研究》出版事宜进行商讨，以期促进现代佛教研究领域未来发展，并引导和处理当代佛教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