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大师为了真正贯彻中央“以寺养寺”的政策，决定成立“钢坚公司”，用公司的收入来解决喇嘛们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寺庙的维护改造。大师决定，如果还有富余，多出的部分全部捐献，为社会作贡献。除了成立钢坚公司，大师还主持成立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大师曾经表示要搞个基金会，把五省区联系起来，共同促进藏区发展进步。如今，大师已去，基金会还在，为造福西藏人民发挥着作用。　

坦率诚恳，积极进取，一生做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多年在大师身边工作的宋盈亭深情地说：“大师和我们党的合作有40年，这其中有14年是在逆境中度过。但大师对共产党感情很深，这是很难得的！”　

李佐民说：“记得一次大师在和我谈话中说到，我对共产党的感谢、拥护和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我。我充其量是个大活佛，过着剥削生活，了此一生。我要永远向党报恩！”　

大师年少时并没有学习过汉语文，但据3位老人回忆，“文革”后获得解放的大师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这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新华字典》，4个角都没了，准确地说，它是椭圆形的！”李佐民说，“字典的封皮都用牛皮纸糊着，糊了好多层，用手摸过去，像个硬板似的。”　

李佐民见到此情此景，便和大师商量，这本字典太破了，再换一本新的吧？况且现在还有新版本的。大师笑着说：“你知道这本《新华字典》有多大的意义吗？它救了我的命！”　

原来，“文革”期间，大师曾含冤入狱。每天，警卫在送饭之前，都会递过一张纸条，问大师吃什么？可是，那时的大师不懂汉文，这给大师很大的刺激。于是，大师给监狱长提意见，要一本《新华字典》，从头到尾反复背诵。　

“你吹牛吧？”李佐民打趣地问大师。　

“我不敢说全记住，但你给我出一个字，我马上可以找给你。”大师认真地回答道，“我学习汉字，就是等待出狱后，更好地为党、为国家作贡献，我会一直学下去。”　

大师出狱后，秘书给他写的稿子，他都用汉文进行修改。此后，大师在多种场合讲话时反复强调，各民族的干部都应该学会汉文，这样就能更方便地进行交流，更好地增进民族团结。大师曾经风趣地比喻道：“比如我去新疆，如果我不会讲汉语，我必须有两个翻译，一个把藏语翻译成汉语，另一个再把汉语翻译成维吾尔语。如果我会汉语，只要一个翻译就可以了，那不是方便多了吗！”　

在大师与党的合作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七万言书”。对此，历来不乏争议。近年来，还被国外反华势力炒得很热。　

据张蒙纳回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甘青川等省藏区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对此，大师从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维护藏族人民的利益出发，率直谏言，向中央递交了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报告。大师曾多次说：“我有些话说得难听，但我的心是好的，是向着党的，目的是要求改正错误，做好今后工作，赢得人心，改善党的形象，提高党的威信。”　

当时，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同班禅大师谈话，肯定了他的动机是向党反映情况，提意见，有些建议也是可行的，有利于改进工作。当然，对报告中的错话、过头话也坦诚地提出了批评，提醒他注意。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在向党反映情况、提意见时有气是事实；因为有气，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也是事实，但我没有反对党的心。……经过这些磨练，我学会了更冷静地思考问题，对党更加热爱了。” 这样的恳切陈词、耿耿之心，正表明大师的愿望的确是好的，是要帮助党改进工作。他从行动上真正做到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诤友。

真情实感，可亲可敬，始终致力于推动民族团结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一生，始终致力于推动民族团结。他不但说到了，而且做到了。　

据3位老人回忆，大师在给信众讲经、摸顶后，总要走下宝座，走到信众中间，看见怀抱的小孩，他就会走上去摸一摸、逗一逗。每次，信众们都欢欣鼓舞，激动得热泪盈眶。　

李佐民说，大师爱民是发自内心的。在一次谈话中，大师说：“过去我被人扶在宝座上，接受众人拜见，就连我自己的父母来见我，都要给我磕头。那时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现在我知道了，那样做是错误的。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越想越可笑。”　

1982年，李佐民陪大师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考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对大师处理事情的方式和态度至今仍难以忘怀。　

当时，大师一行乘车前往茂县，在距离县城几公里处，当地群众就开始了夹道欢迎。车行至欢迎队伍的尽头，只见县长带领着4个身着盛装的羌族姑娘，抬着7尺长的崭新红绸在等待着大师的到来。

“说心里话，当时我非常紧张。”李佐民说。经询问得知，羌族群众欢迎最尊贵的客人进寨时，都要给客人从左肩到右肩挂上红绸，然后在胸前打一个花结，这个节叫做“同心结”。戴着“同心节”的客人被视为羌族同胞永远最可信赖的朋友。李佐民如实向大师进行了汇报。大师笑着说：“这没什么可考虑的，咱们到人家的地方来了，就按照人家的习惯办。”美丽的羌族姑娘给大师系上红绸，打上了“同心结”。　

戴着“同心结”的大师在回到宾馆短暂休息时，又问李佐民：“红绸在宴会时还用戴吗？我这一辈子尽给别人挂哈达了，别人给我系红绸还是第一回。”李佐民去询问县长。结果县长说，大师已经戴上了，就表示对我们羌族人民的友好，现在摘下来，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大师能在宴会上也戴的话，那就更好了，群众会更加高兴。大师再一次同意了。就这样，大师自始至终戴着“同心结”出席了整个的欢迎宴会。　

李佐民说，在与大师多年共事中，大师从来不轻易表扬别人，但有一个人却被大师“狠狠地”表扬了一通。他就是当时西藏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列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