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家代表团28日和29日在瑞士苏黎世和伯尔尼举行了多场与当地华人华侨和媒体记者的交流活动，向他们介绍了西藏的情况，并解答一些涉藏问题。

　　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举行的座谈会吸引了大量关心西藏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参加。代表团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副所长旦增伦珠首先向大家表示，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面是好的，其核心问题是发展。

　　“这个判断是基于我们多少年的研究，是基于‘3·14事件’和‘新疆骚乱’以后我们专题调查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基本面总体是好的，中国民族问题最大的挑战不是骚乱问题，是发展问题。最关键的就是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面临着从传统宗教主导型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型。”

　　旦增伦珠表示，这种转型在欧洲经历了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几百年的时间，而在西藏只有短短50年，这中间所产生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作为西藏主宰者的僧人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矛盾。

　　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达哇才仁说：“现在僧人一出来闹事大家都说是宗教信仰不自由，其实不是，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寺庙里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一个是利益分配问题、资源分配问题，包括旅游对寺庙文化带来的冲击，包括僧人有时候享受不到一些国家的政策待遇。所以后来我们国家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国藏传佛教方面的会议，落实了几个内容，第一就是三通，每一座寺庙通电、通路、通水，第二个就是把僧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

　　代表团专家们在座谈中多次强调，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各种问题，但事实证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说：“我们在60年前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一些政策放到现在来看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在60年前就认定各个民族都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但是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在西藏有80％的人口在农牧区，那些地方的干部都是说藏语，我们的文件都是用藏文。”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发祥补充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世界各地的自治区域模式，他总结出来有26种自治区域模式，其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一种。他认为从制度的建设上来说，中国的这种模式是最适合中国情况的。”

　　此外，对于西方民众所关心的西藏生态和文化保护等问题，旦增伦珠团长也做了详尽的回答。他表示，西藏一直在大力发展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西藏的太阳能使用率是全国最高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太阳能灶或太阳能板。此外，西藏文化已根植于广大农牧民生活之中，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他说：“藏文化传播到内地的例子多极了，比如北京的雍和宫，仅仅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特别是大年初一那天去朝佛的人是越来越多。我们还碰到过很多人到我们单位来，表示要学藏文，想研究藏传佛教，这样的人多极了。另外50多年来藏传佛教在西方也传播得很广，刚才我们到苏黎世大学博物馆进行交流，这个博物馆里据说有4000多件跟藏传佛教或藏族文化有关的藏品。”

　　“今天是我第一次跟真正的藏学家面对面的交流，专家们讲了很多真实的资料、数据，我觉得收获很大。听了这个讲座我对西藏的发展充满信心。”

　　参加另一场媒体午餐会的一些西方记者同样对藏学家的研究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瑞士《每日导报》国际部记者托马斯在会上不时地向藏学家提问。他对记者说：“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几位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已经如此的深入了，我准备去找他们著作的英文译本看。另外我也想去西藏看看，我对那里很感兴趣。”(文：付旭 段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