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天的绝食谢罪后，他十分焦急地向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邮去了两封信。“我不需要中国政府给我钱或者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写信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给我颁发一张‘中日和平奖状’。”他说。

　　每碰到一个与他交谈的人，岩田隆造都会提到这张“想象中的奖状”，这是他“整个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中国人能接受我的道歉，如果授予我一个奖，就代表着对我这种行为的肯定，这样，也许日本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谢罪这样的事情。”

　　为了等待回信，他几乎很少走出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因为没有手机，他只能一直守在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旁边。

　　在这个酒店的小房间等待时，岩田总是盘腿枯坐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出神地望着窗外。一分一秒缓慢流走的时间，正逐渐带走这个老人的生命与精力，从窗外透进的阳光，打在老人干涸的脸上，就像是风干后的橘子皮，折射不出一丝的光线。

　　同时也正在被消耗的，是岩田隆造所剩无几的存款。

　　在日本，僧人靠做法事超度逝者，通常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但岩田从来不做这种法事，他的生活和行走，完全来自他此前工作的存款，以及一些亲戚朋友的接济。

　　上次回日本，老人在深夜偷偷地去寺庙附近的小邮电局里查看自己的存款，尽管节衣缩食，但存款的余额，“也只够未来5年的生活费了”。他的前途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片灰暗。这次“谢罪”结束后，老人想不出自己数年后该怎样生活，甚至也想不出回到日本后，可以住在哪里。

　　从1995年开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终于何处。老人的腰部和腿部都有严重的疾病，他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已经老了，没有气力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即使人人都反对，被大家讨厌，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会拼命到最后。这样我的生命才有意义。”老和尚絮絮叨叨地来回念着这些。

　　有时，他的脑海里也会响起另一个稚嫩的声音，那是2006年他在卢沟桥“谢罪”时，一个中国小孩摸着这个7旬老人的背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他说自己能从中得到安慰，就像那些亡灵从他的祈祷中得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