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前，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天竺停留漫长而又短暂的八年之后（公元402～409年），孤身一人搭乘商船，经过十四天的海上航行，自东天竺到达了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在这里，这位老人又花了两年的光阴，抄得四部佛教梵文经书《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杂藏经》共一百余卷。随后，他带着之前于天竺抄得的《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方等般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十余部梵文经籍，万里奔波，历经惊风险浪，饱受饥渴劳苦，终于在离乡背井十四年之后，重归日夜思念的故乡。 
　　
　　这位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西行求法，宁舍生命亦无退却的老人，便是被誉为“民族脊梁”的法显大师（约公元340～426年）。大师虽然生活在距今千余年前的东晋时期，但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建立教法的宏深大愿、西行求法的坚勇志行及其对中国佛教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审视当今佛教面临的问题，探寻佛教复兴的契机，亦有着莫大的启迪。下面分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概要阐述。
　　
　　一、补律典之阙，稳固佛教生存根本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是在公元67年。当时，两位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在汉明帝派出的使者蔡愔迎请下来到洛阳，并翻译出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到了东晋时期的后赵建武元年（公元335年），当时后赵国主石勒、石虎由于佛图澄的感化，正式允许汉人出家，这标志着佛教僧团正式为政府所认可。中国佛教僧团的合法化，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性事件。
　　
　　佛法的住世与弘扬，僧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摄持，僧团就不可能稳定地存在，更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正如元照律师所说：“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释序文》）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尽管有许多西域诸国来的僧人翻译各种各样的经典，但律典的翻译却非常罕见。直到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始有天竺僧人昙摩迦罗翻译出《僧祇戒心》，汉地才开始有了戒律。但在此之后，对戒律的翻译仍显凋零。东晋道安大师因应当时佛教僧团发展的需要，根据戒律的精神及当时僧团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作为僧团应遵循的法度。尽管这三例僧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僧团的管理，但对于需要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国佛教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缺乏戒律的具体指导，极大地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随着僧团的发展与壮大，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僧人如何共住共修，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迫在眉睫的问题。
　　
　　法显大师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中记载，大师“志行明洁，仪轨整肃”，针对当时佛教经典翻译在戒律方面的缺失，他忧心忡忡，“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正是这样一种为佛教担忧的心情，促使大师发起了西行求法的誓愿。当然，这一求法愿望的萌发，也有其历史背景。自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并开辟丝绸之路以后，汉地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时西域有不少国家已信奉佛教，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域僧人进入汉地弘扬佛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域僧人的前来，无形中也激发了汉地僧人对佛教发源地的神往。
　　
　　种种因缘和合，大师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与慧景等四僧结伴，矢志西行求法，途中又遇智严等五僧，前后共十人。然而，在随后漫长而又艰辛的求法岁月中，一同结伴西行的僧人，有的半路而归，有的客死他乡，有的留居他国，最后唯有大师一人坚持走完了这条漫漫求法之路。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历时十四年，大师终于满载而归，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从海路返回祖国，实现了西行誓愿。在返回后的第四年，即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大师受到庐山慧远大师的邀请，前往扬州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一起翻译大众部四十卷的《摩诃僧祇律》。
　　
　　在大师出发前往西域的第二年，即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大师便来到长安，在随后十三年的时间里，罗什大师总共翻译380余卷佛经，其数量之巨，除了后来居上的玄奘大师，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无人能及。因当时佛教需求使然，罗什大师亦极重视戒律的翻译，在来长安之后的第三年，即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便与弗若多罗开始翻译萨婆多部六十一卷本《十诵律》，并于弘始八年（公元406年）翻译完成。此外，法显大师归国前夕的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北天竺僧人佛陀耶舍译出了另外一部重要律典，即昙无德部《四分律》。另外，大师归国十年后，即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他从师子国带回的《弥沙塞律》，即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也由佛陀什与智胜共同译出。
　　
　　这样一来，短短二十年间，印度佛教上座部的五部加上大众部共六部戒律中就有四部翻译完成，极大地填补了中国佛教戒律残缺不全的状况，这也为随后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部律典里面，有两部都与法显大师有直接的关联，一部是《摩诃僧祇律》，一部是《弥沙塞律》。前者是大师从天竺取得，并亲自参与翻译的；后者是大师从师子国取得，由他人翻译的。在唐代以前，《摩诃僧祇律》在北方影响甚巨，《十诵律》则在江南较普及。唐代以后，因为道宣律师的著述与弘扬，《四分律》渐渐成为汉地最通行的戒律。
　　
　　法显大师对于汉地佛教戒律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将被后人永远铭记。这不单单是因为大师从天竺和师子国取来了两部重要的律典，并参与了其中一部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大师那种对佛教的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及对时代需求的高度敏感性。正是这样的精神和智慧，让大师在人生花甲之年，尚能做出西行求法如此重大的决定，从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二、纠义理之偏，开启佛法兴盛源泉
　　
　　法显大师西行求得的戒律，对于僧团能够健康存活于汉地，从而使佛教在中土扎根起到了莫大的促进作用，但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还不止此。大师求得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对于当时佛教界义理上的偏失，亦发挥了有益的弥补作用，同时也为开启一个崭新的佛教义理时代，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