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很好的伏笔。
汉地的佛教源自于天竺及西域诸国，因此在初始阶段受天竺及西域诸国的影响甚巨。公元一世纪，在佛教刚开始传入汉地的时候，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因此来自天竺的僧人如迦叶摩腾、竺法兰，以及来自安息国的僧人如安世高等，所翻译的经典多为小乘经典。但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之后，大乘般若空宗逐渐兴起，这在前来汉地的西域僧人所翻译的经典中便有所体现。最突出的莫过于来自月氏国的僧人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该经中所阐发的缘起性空思想，对随后汉地佛教义学的兴起，可以说影响甚巨。被称为汉地“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经》在翻译上存在缺憾而发愿前往西域求经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由他的弟子弗如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阳，并在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叉罗和竺叔兰翻译成汉文。此《放光般若》一出，立即为学人争相研阅。此类般若经典的翻译，也为随后东晋般若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乃至形成六家七宗的鼎盛局面。到了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随着鸠摩罗什大师入主长安译场，代表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思想的论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被系统翻译成汉文，更是促进了汉地般若空性思想的兴盛与传播。
公元四世纪以后，随着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兴起，前来汉地弘传佛法的天竺僧人越来越多地开始翻译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典籍，比如：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来自北天竺的菩提流支和中天竺的勒那摩提所翻译的世亲菩萨《十地经论》；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来自西天竺的真谛所翻译的无著菩萨《摄大乘论》。以这些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为依据，在汉地分别形成了地论宗和摄论宗，这也为后来汉地唯识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与般若学兴起前期的状况类似，由于外来僧人翻译经典的解释不一，乃至有彼此矛盾之处，这种状况激起玄奘大师前往天竺求法的决心。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大师从长安出发，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抵达天竺摩揭陀国，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长安。在这长达十七年的求法之旅中，玄奘大师所求得并翻译的经典，囊括了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的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同时也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主要论典，如《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发智论》、六足论、《俱舍论》等。不仅如此，玄奘大师还把般若空宗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也完全翻译了过来。大师翻译的经典，其数量之巨、内容之全、译文之准确与流畅，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绝无仅有。可以说，玄奘大师翻译出来的系统而又完整的佛经论典，不但为之后汉地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更为汉传佛教其它各宗各派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经典依据。
总体来看，在唐朝之前，中国佛教受天竺及西域诸国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受小乘佛教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东汉中后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第二是受印度大乘中观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魏晋时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宗已经兴起；第三是受印度大乘瑜伽行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南北朝及隋唐初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已经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与第三个阶段之间，也就是大约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从佛教僧团的组织形式上看，正由零散的组织向有序的组织过渡；从佛教义理上看，正由大乘中观派向大乘瑜伽行派过渡。而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时期，正处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
正如上面所说，大师所抉择的历史使命——求取并翻译律典，与当时时代对佛教的要求紧密契合，并如其所愿地为中国僧团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在佛教义理方面，大师西行所求得并翻译的经论，如《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也对当时的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后来的佛教义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什么大师会如此重视这两部经典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此时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尚未兴盛，而大乘中观派的第一个兴盛时期已经过去。在当时对大乘教理的研学相对冷寂的时期，大师所翻译的这些经典有怎样的影响呢？《大般涅槃经》的翻译，直接启发了道生大师“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亦能成佛”等佛性论思想的提出，从而促使中国佛教从对缘起性空的哲学思辨逐渐走上了对真常唯心等心性本体论的构建。而《杂阿毗昙心论》的翻译，也使汉地学僧对毗昙学的重视又提到了日程上来。毗昙学以讲习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义学而得名，而《杂阿毗昙心论》则是其主要的论典之一。毗昙学的兴盛，也为汉地佛教从大乘中观派过渡到大乘瑜伽行派提供了良好的外缘。
三、总结
回首过去，中国佛教已历经两千年的沧桑。在这沧桑历程的起步及发展阶段，来自西域、天竺乃至师子国的僧人，以及前往这些国家取经的中国僧人，都为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及健康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僧人在弘传佛教的同时，也担当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友谊的使者。毫无疑问，法显大师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作为翻译家，从经典翻译的数量上看，或许大师的成果并不突出，但对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佛教来说，大师能自觉意识到当时因缘下佛教的需求和不足，并以之为己任，用高度的智慧、忘我的精神和坚韧的行动去实现和弥补，努力地推动佛教向前发展，这正是大师深为后人感佩之处。今天，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同样面临着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严峻程度与当时大师所处的历史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要想走向复兴，对僧团的有力整顿以及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应是必由之路。这也是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足迹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来源：学诚法师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