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每当村里请外面的老师傅来为开海做法事时，李美珍也悄悄跟着老师傅学念经。石龙寺重修后，她又成为守寺人的老师，大家跟着她学做法事。

石龙寺的守寺人中，绝大多数没有正规地学习佛法，但自学的热情却很高昂。在当守寺者之前，王琼英在大队呆了十八年，不懂念经，也不会敲木鱼。敲起木鱼来让香客感觉和“正牌”僧人没什么差别的罗文英，事实上是个“生手”。石龙寺未修好之前，她很少去其他寺庙，更不懂什么佛法。加入守寺的工作后，她除了向别人学念经，还会从高人那里“偷师学艺”。每到庙会，村里请其他村的师傅来时，守寺人们就跟着悄悄地学。等师傅们回去，她们也学到了不少。

17年间，18名守寺者日渐减少，直到现在的8名。退出者并非不想坚持——5位老人相继离世，3位老人因年龄太大，腿脚不便，无法爬阶梯。还有1人搬家离开了海宴村。到今天，还在坚守的8人都是女性，年龄最小的58岁，最大的80岁。

由妇女组织，并由妇女传承宗教活动，已经成了村里的习惯。对守寺的虔诚，让她们甘愿承担这个繁琐的工作。依李美珍的讲述，以前，村里都是男人开海捕鱼，女人在家劳作、烧香祈福。这也是滇池边渔民的传统。

农历六月十九日，传说是“观音渡南海”的日子，也是守寺者几个月前就请先生定下的庙会日子。这比往年早了几天（往年定在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但却是个好日子。6名年轻一些的守寺者一下午都在搬办斋宴需要的柴火。柴火是好几斤重的树桩，得从村委会的杂物间里搬出来，她们搬不动。

村委会里，坐着二三十个正在打牌、喝茶的男人。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过来帮她们的忙，刚把树桩推过村委会那道高20多厘米的门槛，他就又回去旁观牌局了。

北大社会学教授朱晓阳曾长期观察滇池东岸另一个村庄，也曾发现妇女传承宗教活动的现象。他联想到，村委会这种“公家”地方，属于男性，它是“阳性”的；而小庙则是“私家”的、阴性，属于女性的社会空间。

无力重修，无力驱盗

1986年，石龙寺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没能保佑寺庙不被盗，重修的事也告夭折。

罗元桂，守寺者李映珍的丈夫。他是个大嗓门，妻子守寺，他对寺里的事情也很关心。

这天，本该在寺庙里的李美珍突然来他家找他。原来是寺里来了两个人，正在拓碑文上的字，她们不知如何是好。罗元桂一听，急匆匆约上住在隔壁的守寺者肖桂仙，一起往寺里赶去。

一进门，只见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家将白纸盖在石碑上，手提着塑料瓶，边往纸上洒液体。老人自称是个书法爱好者，为昆明市图书馆义务拓字。那是一块清乾隆年间的碑文，刻着石龙寺重修的记文，一直以来都被随意摆放在院子里。

这已不是第一次来人拓碑文上的字了。“以前，宗教局、佛教协会都派人来过。”罗元桂在老人身边转了几圈。确定他只是来拓字的，便叮嘱他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放心离去。

罗元桂的紧张，源于对寺庙文物被盗的警惕。望海阁的崇祯皇帝题字遗失多年不说，就在老人们守寺期间，名贵石料制作的古碑基座、寺前的4只石狮子都先后不翼而飞。寺内原存的10块碑只幸存1块，其余9块和匾额都被盗了。老人们还记得，原来寺里有口大钟，“被工作队运到呈贡去了，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早在1986年，石龙寺便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似乎没能保佑寺庙，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显然并不了解石龙寺。而滇池旅游度假区社会事务管理局的宋局长则称：“度假区内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很多，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特殊对待。”

上世纪90年代重修寺庙时，为了筹集资金，老人们跑了大队、村委会、县政府、宗教局……但却没有哪个单位真正愿意提供支持，村支书的态度也是“不支持、不反对”。

得不到官方的资金支持，重修石龙寺的资金全部来自村民的捐款。最终，筹集的资金只够简单修缮大殿。寺庙前竖立的石碑，列满了当时捐款的热心人。又因为空间实在太小，村民只好将龙王、佛祖和玉帝摆在同一座大殿里面。

振兴石龙寺，一直是村民们心中的愿望。四五年前的一次重建契机，曾让村民看到希望，甚至差点改变了石龙寺无僧侣的历史。

当时，村里的一位干部费尽力气，试图争取石龙寺被划归圆通寺，作为后者的一个“分寺”，并从上面争取到87万元建寺资金。村里专门为此成立了石龙寺重建小组，与圆通寺签订合同，其中有一条：待石龙寺重建完成，圆通寺将派45位僧侣驻寺。

资金尚未到位，重建的红砖都已经运到了石龙寺。谁知就在此时，负责此事的官员突然被罢免。重建的事一下子没了牵头人，原定的资金拨款也被喊停，圆通寺也从此未再过问此事。无奈，村民只有继续坚守石龙寺。

堆在院子里的那堆红砖头，是石龙寺迎来的唯一改变。

没有继承人的守寺者

17年来，一直没有新人主动加入守寺者的队伍。传统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变，守寺的心愿无人继承。

下午时分，80岁的罗文英独自坐在门口，睡着了。从早上8点打开寺庙的门，她已经在这里守了一整天。偶尔有游客从后山陵园下来，由侧门进入石龙寺，周围太静，轻微的脚步声让她惊醒过来，缓缓抬头，打量来人。她年纪大了，但没人劝她“别守了”，因为她说过，“要一直守到不能守为止”。

过去十多年间，滇池水质一直不见好转，III类、IV类、V类直到劣V类，原生鱼种逐步消失，鱼产量也逐年下降，20多种特有鱼种已消失，滇池边村子传统的捕鱼开海难以为继。自从滇池有了“海禁”，村民更无法像从前那样渔猎了。开海的机会少了很多，祭祀也不再如以前那样频繁。

近年来，随着滇池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年轻一代的村民逐渐走出村庄。那些原本以种地为生的中年人无地可种，纷纷出外包地。传统的谋生方式逐渐淡出村民的生活。

刚刚结束的庙会，是守寺者们17年来组织的第8次庙会。“我们不组织，就没人组织了。”李映珍说。

每到庙会时，肖桂仙都要给子女打电话，希望子女回来看看。但是，儿女们会因工作太忙，通常无法回家。村里和他们一样走出去的年轻一辈，多数得等到春节回家时，才能来寺里烧香。

寺庙每天的香油支出需要十几元，村民们每次仅几块钱的捐助早已不足以支撑寺庙日常支出，日渐衰老的守寺者们在经济上分外窘迫。她们都是老人，早已无力下地干活，只能依靠养老保险提供的每月280元生活。63岁的肖美英指着身上穿的旧衣服，无奈地说：“现在还能下地，就种点菜卖卖，以后就不知道。儿女也都过得一般，需要自己支撑自己的家庭，怎么能叫他们拿钱过来？过年的时候，买点衣服给我们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