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认识到：人是依赖于诸多关系而存在的。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有三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文明之间的关系等）、人类个体的身与心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人的生存状态相应归结为生态(人—自然)、世态(人—人)、心态(身—心)，简称为“人类三态”。如前所述，目前人类社会出现诸多问题和危机，虽然形态各异，但可总括为“人类三态”所呈现的种种病态，其中，生态、世态的病态归根结底是源于人类心理上的病态。

从心态上看，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皆根植于人类心中的贪、嗔、痴三毒。它们是环境遭到破坏且难以根本遏止的罪魁祸首，也是诸多人际矛盾和国际冲突鼎沸难息的釜底之薪，同时也导致了个人心灵与肉体、精神与感官的极大失衡。三毒不除，祸患无穷。

    我们知道，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可归结为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一个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康德的墓碑上刻有如下铭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2]老子亦曾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康德所谓“心中的道德律”，中国老子的“道”以及儒家经典《大学》所言“明明德”（彰明心中固有的良知），从根本上说都是来自于人类所寄身于其中的天地万物、宇宙自然的“启迪”和人类心灵深处本心本性的良知良能。人为万物之灵。所谓灵，就灵在人有智识，能以其智识探索宇宙天道、自然规律和生命现象，并在世界观的指导下建立一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近代以来，实体论、机械论、原子论的世界观，还原论、分析主义、主客对立等思维方式逐步盛行于西方，形成“笛卡尔——牛顿”式的哲学观念和科学体系。虽然这促发了人类的理性觉醒，促使人类走出神权主义的阴影，并且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繁荣，但因为这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局限、片面地认为构成世界的各个个体、各个部分之间是孤立的，即使有联系，也只是外在、表面的，而非内在的联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和意识（各种层面的“自我中心”包括：个人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其极端者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准则应用于人类社会，这无疑会使人类从内心深处将自己与他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最终陷入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乃至于你死我活的冲突、争斗和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更无法超越，从而导致“人类三态”的畸形和病变。

三、佛教的智慧

    要化解如此深重的危机，医治如此严重的病患，药方可以开出很多，如何才能对症下药，根除痼疾呢？如何弥补由“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等西方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呢？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精神和特质的古老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佛教文化中寻求启迪。 2000多年来，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在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之一，并且还进一步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南亚等国家，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自上世纪以来，经过中韩日等国的诸多大德高僧的不懈努力，佛教更是远播到美欧等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佛教的智慧，即佛陀以其心智亲证亲见的宇宙人生本原实相和缘起表相，正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和尊仰。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宗教和理性之所以产生对立，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宗教受到科学界的猛烈批判，是因为在西方中世纪，以一神信仰为主导的文化对至高无上的神意志的极端执持。这种神本文化不但排斥其它思想，排斥人的理性，而且也排斥由理性发展出来的科学文化。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众多科学家及其与这种神本文化相抵触的思想和观念持有者和宣传者都被当作了异端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于是在当时就产生了宗教与理性、与科学的严重对立。因此，当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的人们就极力要求冲破原先那种宗教神权专制独断的文化禁锢，大力宣扬理性和科学乃至把理性、科学与宗教信仰对立起来。此时，西方社会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开始激烈批判宗教信仰。佛教在这点上却和西方的宗教有很大不同，其理性而深广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慈悲且圆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可以作为人类在科技时代重建道德标准和培养品行操守的宝贵精神资源。

    佛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毫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