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学者聚会 探讨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的新进展

　　——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及论文简述

　　作者：谢继胜

　　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西藏文化博物馆和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承办的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晓霞、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出席了开幕式。

　　参加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共计62位，主要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相关文博机构，其中国外代表23人，分别为美国9人、日本5人、法国3人、瑞士3人、德国2人和印度1人。国内代表（含港台地区）39人，列席9人。收到论文53篇，涉及近年西藏考古新发现、敦煌与吐蕃美术研究、西藏佛教后弘期艺术风格、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美术研究，藏传佛教文本与图像研究、传世作品研究及西藏壁画与雕塑的保护与维修、15世纪藏南苯教寺院壁画研究等等。

　　近年西藏艺术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确立并倡导了“汉藏佛教美术”的研究趋向，重点讨论以往受到西方西藏艺术史研究忽略的、自公元7世纪以来汉藏艺术的相互交流，本次会议的焦点仍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西藏文物保护所陈祖军讨论青藏高原东部的石棺墓遗存，探讨其与川滇文化的联系。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的张亚莎认为，“赭面”是吐蕃本部对青藏高原某些部族的特定称谓。在吐蕃佛教美术研究方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吐蕃样式——藏传佛教早期的本土化造像》根据近年在川藏边界地区的实地考察，为早期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所杨清凡为“吐蕃时期密教五方佛图像的传入及流布”梳理了新的文献和图像证据。西藏文物保护所和靖公布了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唐加寺尼玛拉康11世纪前后绘制的壁画。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谢继胜《重建十一世纪前后的西藏艺术史》指出，艺术史学者无法在9世纪和11世纪的西藏艺术之间勾勒出一个明确的文献、图像至风格的演变轨迹，作者认为有必要对相关藏文文献做重新诠释。西藏大学艺术系白日·洛桑扎西则认为聂塘寺所藏的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是研究11世纪西藏艺术史的重要依据。

　　敦煌藏传佛教美术一直是汉藏美术研究的重点之一。敦煌研究院沙武田《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补遗》通过普林斯顿大学罗寄梅影像档案复原了八大菩萨的原貌。对敦煌晚唐至五代密教曼荼罗有深入研究的东京东部研究所田中公明《关于安西榆林窟第3窟中的所谓“胎藏界曼荼罗”》认为，敦煌研究院将第3窟曼荼罗定名为胎藏界与金刚界“两界曼荼罗”，这在藏传佛教图像学中并不存在，因为两界曼荼罗是分别传承的。敦煌研究院赵晓星《莫高窟第465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考释》凭借研究院的天时地利，辨认出了很多以前未曾识别的大成就者像。德国西藏艺术史学者赫尔穆特夫妇《西夏金刚亥母曼荼罗》，分析了近年国外所见的一件有西夏文供养人和西夏文榜题的刺绣唐卡。

　　密歇根州立大学美术史系景安宁《元代西藏佛教造像的材料变化》指出，从元代起，西藏佛教造像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品中前所未有地开始大量使用贵重材料——金、银、绸缎等。贵重物质开始成为西藏佛教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与同时期道教造像（不包括蒙古皇室为赏赐道观和上层道士而制作的个别作品）和文人画的材料——木、泥、石、纸墨等—— 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熊文彬的论文对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及其施主、经典施刊地、插图风格和流通等问题进行探讨。法国科学院艾米·海勒则考察了尼泊尔多波寺藏14世纪晚期至16世纪藏文文书，为后藏寺院造像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证据和绘画风格比对的材料。

　　在藏传佛教图像学及其相关文献研究方面，美国特拉华大学的旃德拉·茹蒂《如何界定狮吼观音图像？》分析了狮吼观音图像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的论文分析了吉祥天母图像的样式。浙江考古学会赖天兵《一种新的三佛图像》通过考察山西、北京、浙江与福建的若干佛塔或石窟寺石刻遗存，甄别出一种新的三佛图像类型——由两尊触地印与一尊禅定印组成的三如来并坐像。

　　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文本和图像的问题目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对图像学文本进行校勘考证是一项急迫的工作。哈佛大学梵语系范德康《印藏与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中的文本与考证》正是对此问题的讨论。日本金泽大学张雅静讨论《续部总集》中收录的喜金刚曼荼罗图像与文本。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王微《乾隆陵寝地宫所刻藏文和梵文经文》认为这些阑札体梵文经咒或许是在创造一个曼荼罗虚拟空间。

　　藏传佛教艺术与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研究一直是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的重点，此次会议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与此相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白瑞霞《清朝和时轮》认为，清代帝王们对时轮经有始终如一的兴趣，正如转轮王主宰整个佛国一样，时轮传统为帝王们自我观念提供了经典的支持。巴黎大学艺术史系伊莎贝尔《从摩羯陀国到布里亚特：蒙古人视野中的旃檀佛》认为，北京旃檀寺或弘仁寺中供奉的旃檀佛是蒙古人入京朝圣的主要地点。这尊佛像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唯一真实、逼真的肖像——也是所有佛像中最为神圣的——它是北京城内最有名的“法宝”之一。在汉地，旃檀佛为汉人提供了一条与印度直接相通的纽带，对蒙古人来说这尊圣像的作用是同样的。由于更容易到达，蒙古人把前往北京朝圣等同为前往印度。而且这个象征符号促使清王朝成为一个能够统治多民族、信仰佛教国家的合法政权。司徒班禅却吉迥乃从住持八蚌寺到他圆寂，与丽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鲁宾博物馆的杜凯鹤参阅了数种藏文资料，尤其是却吉迥乃的日记，来重新考察司徒与丽江的关系。鲁迅美术学院李勤璞的论文则讨论宗喀巴五次示现的图像表现。芝加哥大学的凯普斯坦探讨拉莫却寺、拉莫护法神及其相关的历史事件。包头师范学院奇洁则考察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中白哈尔神图像。

　　台北中华科技大学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