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人杰地灵，佛学大家辈出。除本邑僧人外，不少名僧曾出家或住锡于吴江寺庵，如太虚法师（1889—1947）出家在平望小九华寺；报本元禅师，名慧元，熙宁元年（1068）住持吴江寿圣寺；于盘弘鸿（？—1639）住持县治宁境华严讲寺，是临济三峰第二代法嗣；藕益智旭（1599—1655）大师闭关精修于县治宁境华严讲寺，学法相、禅、律、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主张诸宗融合；净瑄法师住持分湖泗洲禅寺；介为舟禅师住持吴江海云寺、万寿寺；月峤闲禅师、本圜禅师（1632—1685）住黎里罗汉寺；临济三十一世，径山第九十一代祖师浮石通贤（1593—1667）及嗣出古卓浚法禅师的超济（字牧翁）住持屯村报恩寺；念云兴勤（？—1628），住持吴江接待寺，还有明印（约1740年前后），字九方，又名雪幢，晚号紫藤主人。住持松陵怡贤寺、吴江接待寺、吴江华严寺，系著名诗僧等等。众多吴江籍僧尼、居士加入佛教经籍的刊刻和志史编纂，如紫柏大师、袁黄等倡议筹划，念云兴勤、周大仲、沈及演、顾元玉、周季华等在吴江接待寺募款雕刻、参与《嘉兴藏》的编纂刊刻，这是一部内容最丰富，耗资最多，历时最长，价值最高的大藏经（全藏总共有343函，另有首函。共收录经籍2141种，10884卷。其中包括：首函《刻经缘起》、《三藏圣教目录》及《画一》三种六卷），为此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径山志》卷十一载有：“周祗字子介，吴江人，捐资置下院，太平寺刻藏田四十二亩。”倾心资助《嘉兴藏》的刊刻。吴江明末清初居士周永年撰写的《吴都法乘》是江南最有名的一部佛教史志，记载了吴地寺庙的概况和行事。袁了凡居士所著《了凡四训》成为全国推崇的诫子文，在民间及东南亚国家地区广泛流传。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华严宗第三祖《贤首大师传》（即法藏和尚传）刻本由吴江华严教寺圆证大师义和所为。吴江有多位县令也笃信佛教，结缘佛界。如宋朝知县石处道、赵公广、吕祖宪，明朝知县熊开元等，他们经常请来大德高僧来吴江弘佛说法，宣扬教理。熊开元（1599—1676，湖北嘉鱼人），崇祯初，以进士从崇明知县调吴江县令，为令时重建苏州天寿圣恩寺藏经阁，常与三峰汉月（即法藏）切磋问道，过从甚密。明亡后遁入佛门，投弘储（1605—1672）剃度出家，法号檗庵。清沈永令《赠檗庵禅师》诗序：“崇祯壬癸间，建言廷杖诏狱，沧桑后，遂为僧。”康熙乙卯，檗庵驻锡江城，一心念佛，距作令时阅五十寒暑，成为清初临济宗高僧。

历史上，吴江还有几位释僧和居士为护住正法，剌血抄经，如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吴江居士邵育的《阿弥陀经》、《大悲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三部血经，是苏州文献记载最早的血经。原藏于吴江华严寺之华严塔，清宣统二年（1910）华严塔崩塌而被发现。邵育跋云：“皇宋崇宁三年甲申建塔，里人邵育将左手中指剌血，朱书此经三卷，入塔天宫内，永充供养……脱五障之秽躯，护二严之殊胜，上答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齐登觉道。”民国四年（1915）吴江费仲篪得后，见血经纸片零落，经整理装潢成册奉藏于苏州灵岩寺。另有震泽定慧庵，藏有明永乐年间释净因（字觉初，吴江徐氏子）血书《金刚弥陀经》，七都妙华庵藏有荫在（字香谷，七都皇甫氏子）的《妙法莲华经》等。

清军入关后，天下纷乱，一些明宗遗民和王孙受清军追捕而无奈之下选择到家乡寺庵逃禅（逃禅：即逃避世事，皈依佛法）或隐迹身名著书立说，潜修佛学。如吴江人吴晋锡，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任湖南永州府、湖北武昌推官，明亡后隐入九嶷山削发为僧，还有叶绍袁就是来家乡吴江逃禅遁入佛门。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号鸿振，又号天寥、栗庵、木拂等，吴江分湖（北厍叶家埭）人。

明天启甲子举于乡，明天启五年乙丑科（1625）进士。授南京武学教授，改北京国子监助教，升工部虞衡司主事督盔甲厂兼城工，完工后兼城守督胖袄监开九门河，因反对魏忠贤阉党篡权祸国，归隐家乡吴江分湖。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明王朝覆亡，次年即乙酉年（1645）六月四日清军占领了吴江，南京弘光政权瓦解。在遭清军的追捕，叶绍袁考虑到家庭的株连，危难之际想到寺院逃禅。因为，寺庙一般不受骚扰而成为战乱中的净土。他表示宁可抛弃所有家产，剃掉全部头发，出家为僧，也不能剃个半边头发，留条辫子，投降做满清的臣民。乙酉年（1645）八月，他在无奈之下，携其四个儿子于二十五日来到了家乡附近的圆通庵，庵主达元接纳他们一父四子，那一年他已五十七岁。叶绍袁遁入佛门，法名木拂，号栗庵。后迁居浙江平湖外婆冯氏家，顺治五年（1648）九月二十七日郁郁而终，卒年六十岁。叶绍袁《甲日行注》八卷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悲壮而又凄楚的生活行踪。

当然，叶绍袁与佛教也颇有因缘，有“喜释氏言”，有着较高的佛学修养。他从小就住在邻近芦墟赵田的袁黄家中，《湖隐外史》就记载了他在袁黄家中闭关读书三年，与袁渊源很深，其思想观念与学术造诣大都得益于嗣父袁黄的言传身教。叶绍袁的佛学思想主要在《楞严经》、《金刚经》等研究。并督导家中子女一起研习，如其子叶燮曾说：“忆时十五六，庄诵首《椤严》。”，女儿叶小鸾：“一卷《椤严》一炷香，蒲团为伴世相忘。”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一“节义”曰：“绍袁生有奇慧，博览群书，兼通释氏宗教之旨。” 他育有八子五女，为教育子女，叶家厅堂取名“清白”。有《纬学义》、《参同契注》、《楞严集解》、《金刚经注》、《叶天寥四种》、《读史碎金》、《湖隐外史》等著述。圆通庵住持达元为他《金刚经注》赠诗云：“佛喻金刚显六通，超宗绝相味何穷。梦形幻化有岂有，人法消忘空亦空。会理顿圆离四句，观心无得体三同。若非开士临凡现，般若焉能倩笔攻。”

明清时期，建寺造庵风气仍然兴盛不衰。吴江各地新建、重建、扩建了一大批寺庙，又修缮、改建了一批寺庙古刹，使寺庵面貌焕然一新。

到了清代康乾时期，佛教有了较快的发展，吴江广福庵、清隐庵、集普庵、建宁庵、永隆庵、海阳庵等寺庙就是在此时期建造。清乾隆年间，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曾二次因南巡驻跸吉庆寺（原名积庆寺，建于宋建炎元年，1127），从而名震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