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宗教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发展宗教类社会组织进一步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程。毕竟，如果社会组织不发展，就必然缺乏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主体，创新社会管理也就成为一句空话。2012年，广东率先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推出新规定，降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同期，北京市也推出破解社会组织登记难的新办法：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由民政部门直接申请登记，由民政部门兼任业务主管部门或帮助寻找合适的业务主管部门。

　　不过，无论是广东还是北京，都回避了宗教类社会组织的问题，宗教类社会组织还是一个没人敢碰的“禁区”，登记门槛依然居高不下，宗教团体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上依然是望梅止渴。

　　从现有的条件来看，宗教团体要想获得宗教社团法人的资格，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阻隔。一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中关于宗教团体登记的规定，公民欲成立宗教团体则必须履行“登记”义务；若未履行该义务，活动组织将被取缔，组织人用于活动的财产被视为“非法财产”而没收；组织人将被处以治安处罚或刑事处罚。二是宗教团体登记的条件、程序、效力等均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依据，其第3条和第35条规定，若未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同意，或未申请登记，或申请登记但未经民政局批准，不得进行宗教活动。三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有一个“在同一行政区域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的规定。宗教团体要想越过这三项规定，成为依法活动的宗教社团法人主体，困难可想而知。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一个深化改革的时代。加快发展宗教类社会组织不仅需要转变思想认识，也需要进行切实的体制改革。改革需要的不只是智慧，还要有勇气；不只是担忧，还要有承担；不只是试探，还要有行动。当前社会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要改变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不足和规范管理不够的现状，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显然，这是另一场艰巨的新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绝不能面对宗教的“复杂”问题绕道而走，也不能再将宗教类社会组织发展的重大事项留待后人去解决。

　　3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表明，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解决不了社会中的贪婪、浮躁等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惊呼“信仰危机”、“信仰缺失”的时候，也就是需要下大力培育宗教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