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虽然悬“书名必译，有词必释，引句必溯其源”以为最高译注标准，但限于主客观各种条件，具体实行起来难免顾此失彼、疏忽大意。
高山杉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译本封面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美]陈荣捷编著
杨儒宾 吴有能等译
黄俊杰校阅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676页，49.80元
几年前读美国史学家库克里克（Bruce Kuklick）《麻省剑桥七十年哲学振兴史》（The Rise ofAmericanPhilosophy： Cambridge，Massachusetts，1860-1930，New Haven andLondon：Yale UniversityPress，1977），发现1930年之前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共有三位，就是1918年的赵元任（Yuen-renChao，1892-1982），1922年的俞大维（DavidYule，1897-1993），以及1929年的陈荣捷（Wing-tsitChan，1901-1994）。库克里克把哈佛哲学系博士论文作者的关注领域分为A、B、C、D四类，赵元任和俞大维属D类，也就是“逻辑、方法论、科学哲学和认识论”（logic，methodology，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epistemology），陈荣捷的博士论文是《庄子哲学》（ThePhilosophy ofChuang-tzu），属于C类，即“形而上学和哲学史”（metaphysics and thehistoryofphilosophy）。三人获得学位时的年龄，按库克里克的介绍，赵元任二十六岁，俞大维二十三岁（似有误），陈荣捷二十九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凡在哈佛、耶鲁、宾州、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康奈尔、布朗、达慕思（DartmouthCollege）等名校任教的，库克里克列为二等，凡在以上名校担任讲座教授或做到校长的，则名列一等。陈荣捷因曾任达慕思学院教授，自然属于博士毕业生中的二等，而赵元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东方语言阿伽西讲座教授（Agassizprofessor[Orientallanguages]），当仁不让位列一等。至于俞大维，库克里克大概不知道“DavidYule”是谁（可能还以为他是个苏格兰移民呢），所以只好空白不写。
赵元任和俞大维后来都改行了，赵弄起语言学，俞则在涉猎过多种学问之后（最近读书时发现，俞大维“还钻研过英美学生都视为畏途的乔叟时代的古英国文学”，参看刘孚坤《经文纬武奇男子，特立独行大丈夫》，收于《俞大维先生年谱资料初编》第三册，第2186-2188页），落脚于兵工制造和参谋作战之学。剩下来坚守哲学研究阵地的，只剩下陈荣捷一人，大家都知道，他后来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宋明儒学的权威。陈荣捷这个权威地位，不是单靠讲讲“东亚四小龙和儒家伦理”这类东西挣来的，而是有他很多的“硬货”。其中一件“硬货”，就是《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3）。《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又译《中国哲学资料书》（当年很多书评作者的译法），或《中国哲学诸源》（陈荣捷自己的译法），与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Radhakrishnan）和摩尔（CharlesA. Moore）合编的《印度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IndiaPhilosophy，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7）形成姊妹篇。当时摩尔他们还想编一本《佛家哲学文献选编》，但因“一时未找得相当人物，卒之流产”（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汉译本“自序”）。
但是，在这两大本中印哲学资料书中，其实已经包含了若干有关佛教的章节。《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第二十到二十六章，分讲般若学七宗、僧肇（《肇论》）、吉藏（三论宗）、玄奘（唯识宗）、慧思（天台宗）、法藏（华严宗）、慧能（禅宗），皆与佛教相关。特别是第二十三章《佛家唯心论：唯识宗的玄奘》（BuddhistIdealism：Hsüan-tsang of theConsciousness-onlySchool，原文第370-395页，汉译本第333-349页），选译了一部分护法（Dharmapla）等造、玄奘译《成唯识论》（用日本《大正藏》本，简称TSD），并依玄奘弟子窥基（Kuei-chi）《成唯识论述记》（用金陵刻经处本）作有若干注释和补充，以当时的学术水平看来难度颇大。就在这一章中，陈荣捷原文一直埋藏着四处错误，他本人始终未能看出来，也没见旁人替他指出。而这四处错误，又正好和他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有关。
什么是《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的一个最大特点呢？陈荣捷在汉译本“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书名必译，有词必释，引句必溯其源。所选材料，其中明引暗述，予欲一一探其源自，使读者得知我国思想之承前启后、今古一贯，其来自‘十三经’者，因有索引，并无困难。若出于佛典与宋明著述，则引者或从段内抽出一二句或一二词，或且改换文句，只述其意。诚如海底捞针，无从入手。所幸一干引词，几已尽数查出，只十二则待查而已。”这待查的十二则，列举于陈荣捷《谈拙著〈中国哲学资料书〉》（收进论文集《王阳明与禅》，第117-123页）。其中有五则是关于佛典的，其中二则后已查出，余下三则继续在无限期地“悬赏缉拿”中。“书名必译，有词必释，引句必溯其源”这一原则，在陈荣捷译注王阳明《传习录》（InstructionsforPractical Living，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时也曾加以贯彻，只是说法稍有不同：“有辞必释，有名必注，有引句必溯其源。”（参看《欧美之阳明学》，收进《王阳明与禅》，第149-179页）英译《传习录》出版时，也有两处佛典引文未能查到出处，只是到后来才稍有眉目。《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虽然悬“书名必译，有词必释，引句必溯其源”以为最高译注标准，但限于主客观各种条件，具体实行起来难免顾此失彼、疏忽大意。现就以第二十三章《佛家唯心论：唯识宗的玄奘》为例，试为举例说明于下。 书名必译（有名必注）
《成唯识论》卷一专门驳破外道（佛家之外的哲学宗教各派）、小乘（佛家之内、大乘之外的诸部小乘）所执“我”论：“又所执我复有三种，一者即蕴，二者离蕴，三者与蕴非即非离。”陈荣捷在原文第376页脚注24注释“一者即蕴”曰：“窥基《唯识述记》卷三第十九叶右，谓此指瑜伽行派。&rd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