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原始信仰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因此有了图腾崇拜、动物崇拜、山神崇拜等自然崇拜和“煨桑烟祭”等祭祀习俗。本教兴起之后，一方面把过去的信仰纳入到自己的观念系统，同时又提出了作为本教哲学思想的相应教义理论，认为世界的构成分为天上、地上、地下“三界”，人处于“三界”的中间，因此有了“上祭天神、中兴人宅、下镇鬼神”的教义仪轨。佛教传入西藏后，不仅以其强大的哲学体系和思辩逻辑，获得了佛本斗争的胜利，而且为了适应并占领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还吸纳了许多本教的教义和神灵化为己有。据史料记载，“莲花生大师进藏后，用类似本教的那套奥秘的巫术传教，以迎合人们相信驱魔摄鬼的心理，并把本教的某些神祇吸收到佛教中作为护法神，从而首先消除了人们对佛教的陌生感”。

　　如果说本教的“三界”是在不能正确解释物质世界和自然现象的情况下形成，并与原始自然崇拜有着密切关联的一种幻象和祈福的话，那么藏传佛教的“轮回”思想则是探寻生命现象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认知和关切。“轮回”思想既包含了藏传佛教基本理论中的“六道”（天界、非天、人间、傍生、饿鬼、地狱）、“五毒”（欲、瞋、痴、贪、妒）、“四苦”（生、老、病、死）、“三境”（身、语、意）等内容和修习次第，同时亦包含了“三门”、“六境”、“九住”等本教教义理论的某些因素。“轮回”思想认为：人是在天界、非天、人间、傍生、饿鬼、地狱等“六道”中反复轮回，其中前三种称为“善三趣”，后三种称为“恶三趣”；与此同时又把“六道”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也就是说把“六道”之天界与非天、人间与傍生、饿鬼与地狱各两界合二为一分成“三界”。这与本教的天上、地上、地下“三界”相比较，只是前者更具思辩性而没有更大的本质差异。同样，以藏传佛教“轮回”思想中的修习教诫为例：如果要摆脱生死轮回之苦，培养最高德行，通向明处正道，那么就必须摒弃“五毒”，抛戒恶行；克服“四苦”，净化意念；修悟“三境”，积得善业。如果再将上述与本教的“三门”、“六境”、“九住”等修习理论相对照，也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藏传佛教始终倡导的“行善戒恶，清净身心”之终极理想与作为本教最高修习理念的“清静本界，自住本位，大彻本境”等经典教义之比较，尽管存在着“积业途径”的相异，但却有着“积得业果”的合应。因此不难看出，藏传佛教既包容了本教宇宙观念的神秘解释，又传承了佛教经典理论的博大内涵。这就是藏传佛教在藏地，甚至更广的范围里久盛不衰、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藏传佛教从“前弘期”的传播到“后弘期”的复兴，经过藏族历代高僧大德的体验和丰富，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系统理论，并成为藏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人文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能提供解读物质世界的某些科学思路，又能提供平衡精神世界的某种心理支撑，成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许多学者和众多信徒关注的关于自然、生命、思维、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独特学说之一。

　　作为藏传佛教哲学思想重要内容的“因果”理论，是藏族人文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促成藏人生命理念和思辩逻辑的重要前提。“因果”理论既包含从藏传佛教“因果”学说中延进发展的道德观念，亦包含大小“五明”[1]所囊括的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如果说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人文思想最厚重的精神载体，从宏观上揭示了自然、生命，特别是伦理、道德的通向明处之真谛的话，那么“五明”则作为藏族人文思想中最具辩证原理的认知体系，从微观上探析了事物的内在规律并梳理了系统的科学原理。

　　“五明”作为学科分类化的系统理论，不仅具有各自学科的独立而完整的认知体系，同时在不同学科体系的深层领域又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具有逻辑上的同源性。其中小“五明”之一的“戏剧学”作为藏族戏剧艺术理论的综合学说，其内容不仅涵盖涉及戏剧、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审美等诸要素，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不同的分支系列，同时也涉及大小“五明”之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而具有辩证性。“戏剧学”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艺韵九态”、“七种音品”、“戏剧五支”、“乐舞三旨”、“音词曲度”等与人们的信仰、道德、审美等有着密切关系的艺术准章和规诫法则。这些准章和法则，既有针对体裁的特指性而各其成章，亦有基于题材的泛指性而贯穿统栏。而“艺韵九态”、“戏剧五支”和“乐舞三旨”则是与藏传佛教音乐，特别是与作为藏传佛教重要艺术形式之一的羌姆乐舞音乐密不可分。

　　藏传佛教音乐，主要包括诵经音乐、寺院器乐音乐及羌姆乐舞音乐三大部分。

　　一、诵经音乐

　　诵经音乐指寺院僧侣诵念经文时吟唱的声乐音乐和诵念经文段落之间穿插的间奏性器乐音乐，或与诵念经文同步进行的伴奏性的器乐音乐[2]。由于诵经是僧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僧侣在修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宗教活动，因此不同教派之间和不同宗派之间有着不同的修行方式，并形成了不同的诵经形式和不同的音乐特征。包括日常念经和闭户修行，集体诵经和个人念经；较快速度的念白式诵经和较慢速度的吟唱式诵经，有领经师领诵的诵经和无领经师领诵的诵经，有器乐伴奏的诵经和无器乐伴奏的诵经；在寺院庙宇诵经和村头巷尾诵经；用这种方言的腔调念诵和那种方言的腔调念诵；显宗吟念经文和密宗默念咒语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很难以某种尺度来判定哪类或哪样是作为典型例子加以概括。

　　诵经音乐的伴奏乐器主要是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包括铜钦（铜制大法号）、博嘎（铜制小法号）、甲林（类似唢呐的双簧乐器）、冈林（骨号，有胫骨制和铜制两种）、同嘎尔（法螺）、曲阿（神鼓）、拉阿（长柄鼓）、斯念（铙钹）、捕切（大钹）、朵吉持布（法铃）、达玛如（类似拔浪鼓的双面小摇鼓）等。这些乐器一般在集体诵经时介入其中，主要是在诵经开始前和诵经过程的间歇演奏而具有前奏和间奏的性质，时而也与诵经同步演奏，能够营造出庄重肃穆的音乐氛围。因此在藏传佛教，特别是密宗修行者，把乐器作为修炼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器，把音乐视为获得超度之必须借助的重要载体，认为寂静默念的隐声咒语犹如一道“奇径”能够促得气脉相通[3]，鸣彻耳际的法音妙乐则好似一支“翼翅”能够飞载清静之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