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释部分

 

　　这类佛教文献包括了各类佛经疏释、义记等，如传世的《华严经疏》、《法华玄赞》、《维摩义记》、《大乘起信论》、《楞伽师资记》等等。其中《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十二颂》、《八声传颂》、《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大乘四法经》、《大乘稻秆经》、《六门陀罗尼经》、《因缘心论颂》、《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等为敦煌独有。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大智度论》的写本残卷，从字体上看就为北朝时期写本，与鸠摩罗什译此经时代相隔不久；有趣的是，这个写本的一些专用名词，都与罗什译本不同，如“世尊”作“大德”、“德女”作“有德女”、“凡夫”作“小人”，还有部分地方文意为概括之语。此件不仅仅是反映了《大智度论》的早期形态，更为重要者，我们怀疑在罗什之前，可能已经有了《大智度论》的译本在流传。因为这显然不是抄写者所改动（抄经人无权对经文作任何改动）。只是由于残片所存文字较少，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无法作出确切的结论。

 

　　在这部分文献中，应该包括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佛教纲要书》（佛经概要）的写本，如《大乘义章》等；这些文献是对佛经经文要义的简明解释，也属于疏释类文献。

 

四，史传及相关部分

 

　　这部分主要是指有关佛教历史、佛教人物传记等各类文献，如《佛法东流传》、《圣僧传》，以及“亡僧尼文”、祭僧文等。在敦煌文献中，这部分的数量不是很大。但其中有一些关于僧人佛教活动的记录，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是十分珍贵的佛教发展史文献。

 

　　此类文献还包括一部分有关佛教圣迹的志书、记行、赞颂等文献，如《诸山圣迹志》、《五台山圣境赞》等。

 

五，经录部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佛经目录类文书，从内容上也大致分两类：一是传世本目录的抄本，如众经别录、大周录、开元录等；一种是仅存敦煌的经目，当然这些自己编纂的目录有一些也是根据正规目录简编而成，一部分是自撰的目录，但不论属哪种情况，第二类目录都是传世经目中未曾收录者。方广锠先生《敦煌佛教经录集校》中收录了敦煌写本经录中的几乎所有写本，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经录类写本反映了佛教经文在社会上的流传情况，即一个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佛教信仰流行趋势。有一些经录的题记直接反映了收集编纂佛经目录的社会目的，如敦煌研究院藏349号、北新329号五代后唐长兴五年（934）《见一切入藏经目录》题记云：“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愿使龙天八部，护卫神沙；梵释四王，永安莲塞；城隍泰乐，社稷延昌；府主大王，常臻宝位；先亡姻眷，超腾会于龙华；见在宗枝，宠长禄于亲族。应有所得经论，见为目录，具数于后。”反映出明显地社会适用性。

 

六，佛经故事部分

 

 

　　选取佛经经文段落和一些高僧传记所改编的各类故事，如感应故事、因缘故事、灵验故事等。其中数量最多者为因缘故事和因缘记。如《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金刚丑妇因缘》、《难陀出家缘起》、《欢喜国王缘》、《四兽因缘》、《祗园因由记》、《佛图澄和尚因缘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慧远和尚因缘记》、《白草院史和尚因缘记》等；主题强调佛教的因果报应关系，内容短小精悍，情节传奇制胜，形式上灵活多样，一经讲颂，广为流布，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较好的宣传效果。

 

七，讲颂文献部分

 

　　各类讲经文、变文、押座文、解座文、诗、词、赋、话本、佛曲、赞、偈颂等文献——即所谓“敦煌佛教文学文献”、“敦煌文学文献”。

 

　　讲经文：有《阿弥陀讲经文》、《法华经讲经文》、《金刚经讲经文》、《弥勒经讲经文》、《父母恩重讲经文》等；是对佛经经文的通俗性讲解，通常将经文演绎成故事，形式上说唱结合，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引人入胜，为广大僧俗信众所喜闻乐见。

 

　　变文是敦煌文献中最著名地文学体裁，其形式与讲经文类似。佛教内容的有《佛本行集经变文》、《降魔变文》、《地狱变文》、《目连变文》等。至于敦煌变文中的历史人物故事类的变文，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甚至包括《捉季布变文》、《秋胡变文》等，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佛教的意义，不属于佛教文献之列。

 

　　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八关斋戒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左街僧录大师押座文》等；押座之义为弹压四座，押座文为讲经的开场白，形式是唱词，用表演和娱乐的方法招徕听众，吸引其注意力。讲经终场的结束致语则为“解座文”，形式为本言词，内容为索取布施或调侃。

 

　　佛教内容的其它文学文献如诗、词、赋、话本、佛曲、赞、偈颂等，亦是供讲经颂经用，只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体裁和形式各有所异，兹不赘。

 

八，榜书部分

 

　　榜书、榜文也属敦煌佛教文献的组成部分，它们大量出现在石窟壁画、绢画等绘画作品上，其内容多为佛经经文的移录或摘要；由于受到画面整体布局及榜书文框面积的限制，许多情况下，为了在十分有限的榜书框中将面画的内容表述完整，就不得不对佛经经文作一些适当的省略和浓缩，这就出现榜书原文与佛经经文原文不太相符的现象，一般都是榜文字数少于经文。在敦煌石窟里，从北魏到宋初，从千佛壁画的《佛名经》榜书，到后来大幅经变画中的经品说明，榜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很多榜书墨迹均可辨识。目前只有少量经变画的榜书得到记录和整理，但这部分工作量非常大，任务还相当繁重。

 

　　同时，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批壁画榜文的抄本，它们有榜文的底稿，也有榜文的记录稿，具体情况则与上所述相同。但有一些榜书底稿似乎是专门为绘画而编写或改写的，如S2113V《华严九会》稿等。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文献并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以上各部分敦煌的佛教经籍类文献，流传于敦煌地区的各个时期，反映了这些不同时代敦煌地区的信仰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而且，由敦煌僧人自己编纂的佛经目录，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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