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门类：

 

　　敦煌保存有各类佛教常识读物、佛教普及读物、佛教启蒙知识读物等，主要有《法门名义集》、《世间宗见》、《八婆罗夷》、《三乘五性》、《五乘三性》、《三宝四谛》、《三科》等。日本学者中有人将这类文书的一部分称之为“佛教纲要书”，但实际上，这类文书与叙述佛教经文要义的佛教概要书如《大乘义章》等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类文献；同时，概要书之类的文书是出自著名的高僧大德之手、从外地流传至敦煌的经籍类文献，而入门读物类则是根据敦煌当地佛教宣传普及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民间实用性文献。但这类文献的研究成果极少，作为专门的佛教入门读物的研究，仅日本人芳村修基氏早年发表过一篇《佛教初学入门书残卷考书》，而且仅限于很小的范围。

 

二，修行类

 

　　指僧团内部活动的各类文献，如请佛、叹佛、开经、礼拜、忏悔、劝请、回向、发愿等。根据汪娟教授的研究，这类文献大体可分为礼佛与礼忏两大类。实际上，礼佛也好，礼忏发愿也好，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安定繁荣，这就是修行类佛教文献的社会意义。我们从礼佛文和发愿文的描述中随处可见，兹不赘言。

 

　　敦煌僧团组织和管理下的礼佛、礼忏活动，实际上是由统治者集团掌握的，例如在敦煌的西汉金山国时期，敦煌地方统治集团还专门发布文告，对所有佛教活动（包括活动内容的行文格式）进行了格式化、规范化管理，P3405号文书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反应。僧团的很多活动，都由都僧统根据地方军政统治集团的旨旨意颁布实施，如P6005V《贴诸寺纲管》，就是令僧人坐夏安居、住寺修行通告。

 

　　总的来讲，敦煌佛教僧团的修行活动，因为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特别是敦煌地方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丝毫没有脱离与社会的联系。

 

 

三，仪轨类

 

　　敦煌自公元二世纪以来，就有来自西域和生长于本土的僧人从事佛教活动，有了僧团组织。敦煌文献中也为我们保存了五世纪以来，特别是八至十世纪时的有关佛教组织制度和佛教仪轨类文献。这些文献包括僧团管理、僧官任免、僧尼剃度和受戒等。这些文献反映了历史上中国佛教僧团组织发展的历史痕迹，也展示出佛教组织的敦煌地方地色，历来受到学界和教界的重视，研究成果甚丰。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一部分关于僧团组织机构的记录，比如寺院的中下层寺职，专门的任免文件并不多见，而是散见于寺院的管理与各类活动的文献中，记录担当某一职务的僧人的职责履行、收支帐目等。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敦煌寺院最基层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四，行事类

 

　　在古代敦煌，一年之中，从正月十五有上元燃灯，二月八日佛陀出家行城行像，四月八日佛圣诞、七月十五盂兰盆，到腊月八日佛成道，以及其它其它诸佛菩萨出家成道节日庆典等，固定的佛事活动连续不断，留下了丰富多彩记载，有燃灯文、二月八日文、行像文、行城文、布萨文、竖伞幢文、斋琬文等，它全面反映了这些佛教活动的内容、形式与动机、目的；这类活动一般都由僧团组织，广大僧俗信众参与；但也有由官府组织和主持的，特别是由敦煌地方的最高统治机构组织、最高军政首领亲自主持进行的，如一部分正月十五上元节燃灯。因此所有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打着佛教旗号的社会活动。

 

五，功德类

 

　　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比较丰富的各类佛教功德活动的文献，如布施、庆经、印沙、造像、营窟、设斋、结坛、建寺、造塔等，这些活动都是作为佛教的功德出现。这类文献有相当的数量，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石窟营造也属于佛教的功德。功德活动实际上也社会活动。笔者曾对石窟营造类文献作过专门的整理和研究。其它的功德类文献还有待于按活动类别进行整理和研究。

 

六，济世（经忏）类

 

　　敦煌文献中记录的这类佛教活动，涉及到广大民众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诸多现实问题，是直接造福于民众与社会的利群、济世活动；同时，也反映了佛教支配下的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风俗与民族风情。主要有如下一些：

 

　　放良文：有官府、贵族及寺院三种类型，这里主要是后者，即僧团分期分批地将世袭服务于寺院的奴隶身份给以解脱，使之成为平民而书写之文书。这类文书带有契约性质，但同时又作为佛教的一种功德，与官府及贵族的放良有所不同。

 

　　难月文：难月即产妇分娩之月，在此期间，产妇家人要到寺院请僧人设道场并行念诵之文称《难月文》，其内容为祈愿诸佛神灵保佑母子平安、婴儿健康等；并叙述产妇家人为此“割舍珍财”向寺院舍施事。

 

　　贺文：僧团或僧人所写祝贺吉祥喜庆时事之文书，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内容广泛，形式各异。

 

　　庆宅文，又称庆新宅文、入宅文等，为庆祝新宅落成或乔迁入住时，宅主于新宅内设道场请僧念诵之贺词，内容为宅主及其家族答谢诸神、祈愿平安富贵之意，当然也少不了讲述宅主“割舍珍财”之类的颂语，和赏赐工匠衣食（实为工钱）等事。由于僧团或僧人的参与，使这一活动带上佛教的印迹，庆宅文也就成为佛教性质的文献。入住以后，还要经常举行于住宅内安放神符以镇妖避邪之仪式，并念诵安宅文与镇宅文，不过这些仪式和文书与佛教的关系不是很大。

 

　　患文，是为祈祷疾病患者早日痊愈、恢复健康的念诵文。

 

　　亡文：请僧人撰写并诵读的为亡故亲人（亡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及僧尼等）的荐福文。临圹文：僧人在埋葬亡人时念诵之追福文。这类文书反映了佛教追求来世的主旨，也包涵着祈愿亡灵们对现在世亲属的护佑。

 

　　黄征、吴伟先生《敦煌愿文集》，收录了大量行事、济世和功德类文献，为这类文献的整理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七，传播类

 

　　印刷术出现以后，很快就运用到了佛经和佛画的制作方面。敦煌就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印制的佛经和佛画，形成独具特色的佛教文献。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大乘佛典《金刚经》，制于公元868年。而有一些小木捺佛像的雕印时间更早一些。印刷佛经和佛画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敦煌的佛教印刷品，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快捷的传播速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各方面的需求，在人类传播史上的重要的价值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近30种木雕板印画，大部分为公元十世纪时，出自敦煌当地的作品。敦煌版画中数量最多的内容是木捺小千佛像；最有特色的是观世音菩萨像：除圣观自在菩萨外，还有曹元忠雕刻的观音菩萨像、某氏雕刻的单体观音菩萨像，以及木捺小观音菩萨像（千体观音）等。版画的题材内容还有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特别是千体地藏）、毗沙门天王、陀罗尼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敦煌地区（主要是敦煌石窟）唐代以来广泛流行的内容和题材。版画中还有一类是需要随身“带持”的陀罗尼，其咒语均用梵文雕刻，而发愿文中由用汉文雕刻。这些迹象表明，敦煌的佛教信仰已经完全民众化和社会化了。人们根据社会和自己个人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选取佛教诸佛菩萨中最为广泛地受到人们敬仰的几尊，雕板印刷并广为流布。敦煌版画作为佛教的宣传品，在一程度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适应了当时敦煌人及其敦煌社会的需要。同时，版画本身还作为敦煌当地的统治者利用佛教信仰来安邦治国的新举措，如曹元忠造观音菩萨像题记云：